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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立法应该与政体原则相统一（第2页）

在经商的共和国里有一条不错的法律，那就是父亲的财产被平均分配给他的所有孩子。这样一来，任何子女都必须用心经营，就跟他们的父亲一样，而不会肆意挥霍，因为不管他们的父亲多么富有，他们都肯定不会拥有像父亲那样多的财富。这条法律只适用于经商的共和国，在不经商的共和国中，立法者会制定不一样的法则，不适用这种法律[114]。

希腊有从事战争的共和国和经营商业贸易的共和国两种，前者如斯巴达，后者如雅典。从事战争的共和国想让公民们无所作为，而经营商业贸易的共和国则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公民们喜欢劳动。梭伦要求所有公民都必须说出自己是以何种方式谋生的，无所事事在他看来就是犯罪。事实的确如此，在一个优秀的共和国中，没有人为个人的生活提供必需品，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生活必需品，而且必须以生活必需品来限制个人的开销。

第七节以别的方法来维持民主原则

在民主政体中，土地均分制有些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可行的，甚至会打击到基本制度，所以并不是所有民主政体都适用这种制度。并不一定非要走极端的道路不可。民主政体只是为了保持民俗才采用土地均分制的，假如发现某个民主国家不适合采用这种制度，就应该采用别的办法。

如果元老院是一个民风优良的固定机构，那么进入其中的人必须在年龄、品德、地位和业绩等方面都受人尊重。公众都把这些元老院成员奉为神明，人们的情感才能被激发起来，并逐渐进入到各个家庭之中。

元老院应当重点保护以前的法律，始终让人民和官员不彼此背叛。

让原有的风俗习惯保持下去对民风特别有利。在民风敦厚的国家中，人民能做出一定的成就。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民风衰败，那里的人民就不大可能有所建树，诸如建立社会、建造城市、制定法律等大事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因此，要想使品德恢复，就必须提醒人们不要把古人的遗训忘记了。

另外，只有经历了许许多多困难和挫折才有可能发生革命，建立新的政体，这些大事在一个民风疏懒和腐败的国家中是无法办到的。革命者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把自己的革命成果分享给人民，不过，这个心愿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做保障是不容易实现的。新的机制通常会引发一些缺陷，而旧的机制则通常能起到纠正错误的效果。一个政府往往会存在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它会不由自主地下滑衰败，只有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才能让其重新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我在前面说过，有些人对元老院的成员是实行终身制还是任期制一直拿不定主意。其实，他们肯定要像罗马[115]、斯巴达[116]、雅典那样实行终身制。我们提到过，雅典元老院实行任期制，每三个月换一届；雅典刑事法院的成员实行终身制，对二者我们应区别对待。

因此，以下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准则：如果设立元老院只是为了处理政务，那么，它的成员不必是终身制；如果希望元老院成为保管民风的地方，即保护民风的典范，那么它的成员就应该终身任职。

亚里士多德说过，精神也是会逐渐变老的，就好像身体一样。他的这种说法针对元老院时就不正确了，如果针对一个官吏才是正确的。

在雅典，既有刑事法庭，又有保护民风和法律的官员[117]。在罗马只有两名官员专门担任检察官一职，而斯巴达的一切老人都是检察员。元老院负责对人民进行监督，它自己则接受检察员的监督，另外，检察员还负责监督人民。在共和国中，检察员就应该像法律惩治罪行一样，重新建立所有已经衰败的东西，对不忠于职责的行为进行训斥，对懈怠行为进行警示，对错误行为进行纠正。

罗马法有一项规定值得称颂，即要求对通奸行为进行公开控诉，以此来保护民风的纯洁。这项规定不但对妇女提出警告，而且对那些负责监督妇女的人也提出了警告。

长幼尊卑井然有序，年幼者完全听从长者的安排，就能使年幼者受到尊敬老人的制约，年老者受到自尊、自爱的制约，这是使民风得以维护的最有效的办法。

要想使法律发挥最大的作用，必须使公民对官员言听计从。色诺芬说：“斯巴达跟其他城邦最大的不同就是公民服从法律，只要官员说一声，公民们就立即赶过来。这是莱库古再三强调的。然而在雅典就不同，如果有人说富人完全服从官员，这个富人一定特别难过。”[118]

在维护民风中，父权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他政体下还存在着别的令人闻之色变的权威，而在共和国中却没有，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所以，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法律就应该采用另一种权威，也就是父权。

在斯达巴，任何父亲都可以去教训其他人的子女；在罗马，父亲掌握着儿子的生命，父让子亡，子不能不亡[119]。

在罗马，如果共和国灭亡了，父权也会随之消失。君主政体只要求人们在官员的权威之下生活，而不需要敦厚的民风。

在罗马，法律把未成年期确定得特别长，依从、遵命成为年轻人的习惯。而在君主政体下并不需要这些制约，所以我们袭用这个规定可能是不正确的。

在共和国中，子女的钱财也许需要父亲一辈子掌管着，就像罗马一样，因为子女需要绝对服从父亲。但是，君主政体不需要这种精神。

第八节贵族政体的法律要与政体原则相适应

在贵族政体中，具有美德的人民或许会享受到平民政体下的幸福，如此一来，国家也会越来越强大。所以，法律理应竭尽全力地树立宽和精神，并使因为国家体制而失去的平等重新建立起来。因为贵族政体下的人民贫富不均，缺少美德。

贵族政体下的美德指的就是宽和，就如同平民政体下的平等精神一样。

假如君主们的部分权力指的是他们的奢侈和豪华的话[120]，贵族们言行上的低调与纯朴就是他们的力量。要想让平民忘记自己的低贱，贵族们就不能故意去显摆自己的高贵，应该穿与平民一样的衣服，把快乐与平民分享，与平民融合在一起。

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性质和原则，贵族政体的性质和原则不应该与君主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相同。如果贵族们既拥有群体的特殊权力又拥有个人的特殊权力，那么贵族政体的性质和原则就跟君主政体的一样了。所以，只有元老院才能拥有特权，元老院的贵族们拥有的只是人们的尊重而已。

贵族政体的混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统治集团内部非常不平等；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极为不平等。法律应该对这两种不平等进行预防或制约，因为它们会引发憎恨和妒忌。

正是因为贵族们的特权令平民觉得耻辱，所以人们才会认为这些特权无上光荣。这种情况导致了第一种不平等的出现。罗马有一项法律就是证明[121]，这项法律禁止贵族与平民联姻，从而导致贵族们愈发可恶、高傲。保民官们不断地增强他们演说的吸引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公民们根据不同的条件缴纳不同的捐税则是另一种不平等的表现。从四个方面可以看出这种不平等：一是贵族有一项特权就是不用缴纳捐税；二是贵族为了不用缴纳捐税可以耍弄心计[122]；三是即便贵族缴纳了捐税，他们也可以利用担任公职以酬金或薪俸的名义把捐税要回去；四是平民变成贵族的附属物后，贵族就分享他们所缴纳的捐税。如果一个政体出现了第四种情况，那么这种贵族政体就成了最严苛的政体，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罗马是在避免这些毛病出现的前提下滑向贵族政体的。而在共和政体中，政府官员们则是没有酬金的，但他们仍然要缴纳捐税，甚至缴得比其他人要多，有的时候除了他们，别人都不用纳税。他们不仅不分享国家的收入，而且为了让人们原谅他们所拥有的荣耀[123]，他们还与平民分享他们从国库领取的钱财以及运气带给他们的钱财。

还存在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在民主政体下，由民众分享财富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后果，而在贵族政体下，由民众分享财富则会产生非常不错的后果。公民精神在民主政体下消失，而是在贵族政体下重新建立。

人民如果分享不到国家的财富，那么就应该知道，国家的收入被管理得挺好。如果人民能目睹国家财富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他们大体上享用了这些财富。这样实实在在的人民财富有很多，比如那条在威尼斯陈列着的金链，那些在罗马多次胜利展示的财宝，那些在农神庙中收藏着的珍宝等。

贵族不缴纳捐税是贵族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罗马的一等贵族从来不参与这种事，而是将之交给二等贵族去办，但还是有很多麻烦产生。在贵族政体下，如果贵族不缴纳捐税，公务人员会左右贵族的行为，而且他们缺少高一级的法院来修正。犹如专制政体下的君主一样，那些担负清除弊病的人为所欲为地将所有人的财产没收。

这种被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不久后就会成为个人财产，受贪欲的驱使，这种掠夺行为将会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从而导致包税费急剧减少，国家收入逐渐短缺。有部分国家让它的相邻国家非常吃惊，它的国民也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它们并没有大的坏政绩，只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而变得摧枯拉朽。

如果让贵族经商，就会产生许多垄断，所以法律应该禁止贵族经商。只有那些地位平等的人才能经商。那些国王经商的国家是最糟糕的专制国家。

在威尼斯，就算贵族中规中矩，也能获得令人震惊的高利润，所以那里的法律禁止贵族经商[124]。

为了让人民获得公正，法律理应采取最有效的办法约束贵族。假如没有设置保民官的话，法律理应发挥保民官的作用。

如果贵族政体受到破坏，轻易就会演变成暴君政体，而贵族政体会因为任何一个阻碍法律执行的包庇行为而受到破坏。

无论什么时候，法律都要狠狠地打压统治者的蛮横与骄傲。为了威慑贵族，应该设立一个诸如斯巴达的检察官、威尼斯的国家检察官之类的短期或长期官职，这种官员能够随心所欲地执行法律，任何程序都约束不了他。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是这种政府的必需品。在威尼斯，每个人都可以往一只张着大嘴巴的石兽中投揭发检举信[125]。或许你会认为这张得很大的嘴巴就是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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