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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日与卖国之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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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国家，近代以来，一直饱受欺凌，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欺凌，“二十一条”对中国人，尤其是对知识界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

作为五四运动的靶子，曹汝霖晚年写回忆录，并不讳言他亲日，但他否认自己卖国，这很耐人寻味。五四运动斗争的矛头，最浅的一个层次，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再深一点就是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最后则是段祺瑞。“五四”游行这天的卖国贼还只是曹、章、陆，很快学生们就口无禁忌，从安福俱乐部一直骂到段祺瑞。这一点，“五四”游行过后，段祺瑞就很清楚。据曹汝霖后来回忆，火烧赵家楼之后，段祺瑞来安慰他，当即说，这是冲着他（指段）来的。

被这么大个运动，被这么多人当靶子打，原因是他们卖国，或者大家认为他们卖国。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中国的石敬瑭、张邦昌，朝鲜的李完用呢？显然，段祺瑞政府之所以为人诟病，90%以上的原因，是因为段本人及其集团的亲日政策。而段政府之所以亲日，关键在于日本的寺内内阁上台以后，改变了前任大隈内阁一味强硬的对华战略，由硬转软的缘故。但在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软”，也是相当有限的。用寺内对华策略的操盘者西原龟三的话来说，既非“宋襄之仁”，也非“强横蛮干”。所谓的“软”，无非是大把地撒钱，但在这大笔的日元借款背后，却是彻底控制中国金融，控制中国政府的远大图谋。在段政府和日本的蜜月时期，我们看到，日本在中国的活动没有半点减少。日军依然占据着青岛和胶济铁路，在山东的首府济南，日军依旧如往昔一样跋扈，日本在东三省和福建，也照样强势地拥有特权，地位明显有所增强，而且通过段政府，把手“合法地”伸到了长江中游。

事实上，在所谓的中日蜜月期间，日本的威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通过段政府跟日本的一系列密约和换文，得到了“合法地”承认。不仅巩固了他们在山东的存在，而且通过胶济铁路的延伸，济顺、高徐两路的借款，把势力扩展至整个中国腹地。同时，由于参战军的训练和装备，中日间关于应付俄国事变的一系列军事密约，“二十一条”第五号之日本的军事顾问和采用日本军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落到实处。而这一系列的密约和换文，经手者的确就是五四运动中，为人痛恨的亲日派政客曹、章、陆。

曹、章、陆不是当家人，当家的是徐树铮，是段祺瑞。我们知道，段祺瑞这个人，正如他自己表白的，在中日“二十一条”的交涉过程中，他是坚定的反日派，不肯妥协，甚至不惜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为什么到了他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居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得亲日起来了呢？是不是如段祺瑞跟回国请愿的留日学生代表讲的，他认为日本的寺内内阁“颇推诚相与”呢？虽然说，来华操盘寺内对华“怀柔”政策的西原龟三，的确给段祺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真正令段祺瑞动心的，是以西原借款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新政策，他可以用源源不断的日本借款，实现武力统一的夙愿。

段祺瑞比起他的主公袁世凯来，无论眼界、魄力、用人和手腕，都要差上一截。但是他的志向，却一点都不比袁世凯小。此公不唯志大才疏。而且志坚才疏。看准，或者说看上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做，九头牛都拉不回。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造成了南北分裂。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自然不可能强大，若要中国富强，必须实现统一。因此，对于段祺瑞来说，他的基本政治理想，就是实现中国的重新统一。在袁世凯死后，他之所以如此痛快地同意恢复民元约法，就是觉得非得如此才能争得西南方面的妥协，达成统一。

然而，他看到，即便恢复了民元约法，统一依然没有希望，南方军阀，并不想听北京的招呼。于是，军人出身的他，开始转向诉诸武力。但是武力统一需要大笔的钱，当时的北京政府，虽说未必真的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都不向中央政府解款的情况下，其财政收入，仅仅依靠有数的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完庚子赔款和其他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政府的其他部门一律欠薪。发行公债，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段祺瑞武力统一的热望，并不因此而退烧。曹汝霖回忆他在帮助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接任段政府的财政总长时说：

自蔡松坡（锷）起兵倒袁之后，西南情形，大为变动，陆荣廷标榜自治于广西，唐继尧公然反对政府，孙中山先生树护法之旗号。合肥（段祺瑞——笔者注）以帝制取消，复辟讨平，不应再借口南北分立，妨害统一。但谋求统一非用武力不可，用武力必须筹备军费。

因此，段祺瑞非常恳切地请他出山，担任财长，而他则由于已经跟西原龟三有了接洽，得知日本方面有意支持段祺瑞统一，所以也就答应了段的请求。章宗祥也证实，西原龟三曾经对他透露过，寺内了解段祺瑞正在策划武力统一，但是在必需的武力和财力方面都还“很不够”，日本乐意在这两个方面帮忙。事实上，在府院之争，段祺瑞被免去总理之后不久，段的心腹谋士徐树铮在给各省督军的密电中，就坦承日本的寺内内阁是支持他们的。尽管一时去职，但仍被视为“政局之中心”，而“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说明在事实上，段祺瑞是有求于日本。日本的支持，也成为徐树铮用以坚固众督军拥段之心的一种凭借。

武力统一，是令段祺瑞沉迷的政治海洛因，但事实上也是他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后来的事实证明，段的失败，庞大皖系集团的覆灭，就是因为他们蹈入了这个陷阱。日本方面投其所好，大笔的日元涌进，使得武力统一的军事行动得以展开，即便这滚滚的日元背后有阴谋在，处于迷幻之中的段祺瑞，也难以觉察。即使有所觉察，也会以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之后，剩下的事都可以重议。就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态度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用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和强大之资本的设想。段祺瑞如果这样想，事实上也不奇怪。更何况，就当时而言，段祺瑞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亲日，会导致主权的流失。

不过，当时的中国，武力统一是根本行不通的。后袁时代的北洋政府，跟袁世凯时代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即使在依然“听命”的各省军阀那里，也已经是个名义上的中央。作为命根子的北洋团体，到了段祺瑞手上，已经事实上四分五裂。不仅作为旁支的奉系只关心自己的势力扩张，就是嫡系中冯国璋派的势力，比如长江三督，也经常不招呼，随冯国璋起舞，时不时给老段添点堵。可以说，由于利益格局的分化，北洋系中直、皖、奉系三大派系的分化已经开始。在袁世凯时代，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至少对自己能控制的地方军政长官，还可以加以惩治，虽然这种惩治的权力一直在减弱。但到了段祺瑞时代，别说一省督军，就是像冯玉祥那样小小的旅长，即使公然抗命，总理段祺瑞也拿他无可奈何。

同时，地方军阀内部的分离倾向也日趋严重，一省督军对于手下师旅长往往很难控制，害得督军往往得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否则，就是一个空头大帅，早晚被人家取代。在段祺瑞第二拨对南方用兵的过程中，山东督军张怀芝领兵出征，部下张树元就后院起火，在前方作战的督军，无论怎样都回不了家了。而命令张怀芝出征的段祺瑞，却拿反叛的张树元一点办法都没有，不仅不能主持公道，最后反而只能追认他的篡位合法。这显然对于他的听命者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各有怀抱的北洋系，实际上是打不了仗的。如果有人乐意打的话，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有地盘的，像张怀芝那样傻的很少。就是张怀芝，实际上多半也是因为在省内受部下的挤兑压迫，待不下去了，才出来找门路。剩下的，即便是最忠于段的安徽督军倪嗣冲，也只是将张勋的旧部安武军派出来应景，自己没有出一兵一卒。没有地盘的，倒是相对积极一点，但也无非是为了抢地盘。战况有利，则进；战况不利，则退，甚至呼吁和平。吴佩孚打了胜仗，当湖南的地盘给了别人，马上屯兵不前。之所以没有马上撤退回防，无非是为了向中央政府骗饷，同时利用控制的湘南地区的税收，扩张自己的军队。怀有同样抱负的，还有名义上归奉军副总司令徐树铮指挥的几个奉军师，一旦枪械捞足了，部队扩张了，就立马翻脸，一仗不打，就撤回东北。

根本没有嫡系武力，即使所谓亲信如张敬尧和倪嗣冲都不大给他练活的段祺瑞，居然要凭借着这样一支四分五裂的队伍，对南方用兵，实现统一，不啻痴人说梦。这样的武力统一，除了南北之间无谓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波及地区的兵燹之灾，毫无意义。

无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作为战场的湖南，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湖南人编的《湘灾纪略》说战争造成“死亡枕藉，庐墓为墟，戎马所及，决无完土”。当时的中国军队，大体未脱清朝旧军队之积习，在自己家乡，还能有所收敛，出省作战，每每胡作非为。入湘北军中，张敬尧和张宗昌的部队，纪律尤坏。战时烧杀淫掠，骇人听闻；停战了，依旧扰民。湖南被南北客军来回拉锯，其荼苦无以复加。

其实，到了吴佩孚罢战，跟南方签订密约之际，段祺瑞和徐树铮等人已经对战事之不可恃，有所觉察。编练参战军，训练自己的嫡系武力，就是应对之策。然而，这种在吴佩孚和曹锟看来的卸磨杀驴的举措，反而更加刺激了吴佩孚和曹锟的离心。这边参战军未及练成，那边曹、吴已经反心陡长了。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未及半途，就变成了举国痛诋、国际声誉也很差的鸡肋之举，以至于被安福俱乐部捧出来的总统徐世昌上台后，也得重开南北和谈。这样糟糕的武力统一，跟日元借款这种卖国行为联系在一起，使得段政府的卖国，更加罪恶昭著。尽管，段祺瑞的初衷，倒真的可能是为了救国，而非卖国。

当然，把段祺瑞、徐树铮以及曹、章、陆，从亲日推到卖国之境的，其实是跟西原借款有关的若干中日密约。说是密约，但是那时的中国，没有秘密，这边刚签字，那边风就透出来了，说它们密，委实枉担了虚名。但是，密约这种形式，却陡然增加了中日间存在猫腻的坊间猜想。

有关这时期的中日密约，主要有两个东西，一是有关山东铁路以及延长线济顺和高徐铁路的若干换文，一是应对俄国事变的若干中日军事协定。关于济顺和高徐路的换文，国内比较晚近的研究，依然认为这是段政府架不住西原借款的诱惑，出卖了连“二十一条”交涉时都未曾让步的两路敷设权。可见当初，国人对此事的疑虑乃至愤怒有多大。显然，我们仔细审视有关两路的换文，发现并没有出让“敷设权”这回事。首先，两路是由中国政府组织的修路公司，跟日本民间银行签订的协议，由“日本资本家”出面，是得到日本政府确认的。其次，修路的款项，由中国政府发行债券解决，言下之意，日本银行的借款，是用于购买中国的铁路债券。再次，换文仅限于借款，没有其他附加条件，更没有就敷设铁路有任何承诺。至少按条文推理，两路的敷设应该跟借款无关。因此，一直研究中日关系，而且对皖系向无好感的王芸生才会得出结论，认为“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

但是，关于山东铁路，也就是胶济铁路的换文，却另当别论。虽然说，日本已经占了这条路，而且，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承认了既成事实，但这一切都属于被逼无奈。在国际上，尤其是英美方面，对此也是了解的。一般来讲，作为一个无力反抗强权侵夺的弱国，其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对既成的侵夺予以认可。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这种换文，等于是变相肯定了日本对胶济铁路的控制权，并日军占领青岛，以及在济南存在的合法性。而换文的文末，用曹汝霖的话来说，还加上属于例行外交辞令的“欣然同意”字样，则给了巴黎和会上英美以否定中国提案的借口。

当然，换文的产生，跟寺内上台推行西原借款，段政府对日本大有好感有关。章宗祥的签字，并非自作主张，毕竟是来自政府最高层的授意，也跟当时日本占领山东的态势不无关系。占据青岛、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的，是日本的军队。而人们都知道，日本军部长期跟政府步调并不一致，经常自行其是。尽管寺内内阁决心收敛日本在华的跋扈专横做法，不再维持上届政府四下点火、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的策略，但是在华的日本军队，并没有因此而收敛，依旧在山东设置民政机关，征粮收税，实行实际的管理。正如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针对英美有关的质问回答的那样，“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懑，政府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

而此换文的产生，按交涉者章宗祥的意思，是通过双方政府间的协商，定出规则，让日本军队有所收缩，集中在青岛和济南，胶济铁路则由两国合办的警察维持，从而撤去日本擅自设置的民政机关。显然，我们从换文的字面上看，似乎也挽回了一点权益。比如规定日军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军（除济南留一小部分），胶济铁路的巡警队，有中国政府组织，聘用日本人，胶济铁路上的职员，也要聘用中国人。如果真能按换文规定的严格执行，比起此前日本军队在山东到处驻扎，胶济铁路根本不容中国人沾边的状况，肯定要好些。这也是一向为人谨慎的章宗祥能够签这样一个换文的原因。

但必须指出，这种所谓权益的挽回，只是在日本强占基础上的挽回。等于是日本人先抢去根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然后吐出一点来，就算让步。可是，就算这样的让步，要中国政府付出的，也是过分的代价。当时的当政诸公，包括章宗祥在内，忘记了“二十一条”之后的中国情势。这样一签，在大局上是彻底失了分的。

其实，这两个换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最大的问题是直接触碰了人们对国家危亡的那根敏感的神经。自从“二十一条”签订以来，中日关系就处在高度敏感的状态。日本寺内政府所谓的亲善之举，在日本没有退出山东、没有废除“二十一条”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人理解为一种阴谋。段祺瑞迎合日本的“亲善”，接受大笔借款，对内开战，已经有了中招的嫌疑。而这两个换文，一个强化了日本抢占山东权益的合法性，一个则涉及了这种权益的扩展，把黑手伸到了整个中国的腹地。当年德国染指济顺和高徐两路的路权时，原本就蕴含了把势力从山东延伸到京汉和京浦线的意思。现在中国跟日本签这个换文，无论换文文本含义若何，当年的“意思”都会自然延伸过来。更何况，借款的三家日本银行，也根本不是纯粹的民间资本，跟日本政府的关系密切。以中国这种弱国地位，在很多人眼里，即使文件上没有写，但沾上日本的边，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都很难说。实际上，自“二十一条”之后，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对日本的起码的信任感，自然也就危及所有跟日本打交道的人，动辄获咎。

胶济铁路的换文，由于“欣然同意”四个字，成为美英在巴黎和会上搪塞中国的借口（在曹汝霖看来，这四个字，仅仅是通用的外交辞令而已，章宗祥也说是“外交文书上之套语”）。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中，最为人诟病，真正对当时的中国构成威胁，或者说当时的国人最担心的中日密约，其实是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俄政府很快跟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单独退出了战争。但是革命的苏俄很快陷入战乱，作为俘虏的远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首先叛乱，各种反布尔什维克的叛军四起。不仅原来已经被沙俄策动开始分离的外蒙，苏俄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就是跟中国接壤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也处于一片混乱。一个一向欺凌我们的强邻陷于内乱，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显然好处更多一点，中国政府得以借机出兵库伦，收回了外蒙。当然，边境上也有些小麻烦，俄国境内的战事，免不了经常会有战败者窜入中国境内，导致一些骚乱。在1918年最初两个月的中国报章上，也出现过对此现象的报道和忧虑。有消息说，在新疆方面，俄国的缠回（当时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笔者注）将与新疆和土耳其的缠回一并起事，新疆督军杨增新已经实行戒严。还有传闻说，在西伯利亚的德国俘虏不稳，而俄国可能崩溃。因此，德奥可能沿西伯利亚铁路东来，云云。报章甚至打出“俄国既以无条件屈服于德，吉黑边防日形危急”字样，很是耸人听闻。

对此，少数关心时局的人感到忧虑，也是自然，但这种忧虑，多半来自对俄国情况的不清楚。一直到1918年底，中国人都不清楚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夺权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德奥势力会不会趁机与俄国联合，很难说这种报界的传闻，会真的引起国人普遍的恐慌。毕竟，真刀实枪的冲突并没有发生，传闻带来的小小波动，很快就会过去，遥远的俄国，跟中国人有什么相干。但是，中国的另一个邻居日本，想法却大不一样。他们的情报部门会告诉他们的当局，大体真实的情况，一个陷于大混乱的俄国，无疑是日本的一个机会。

自甲午战争战胜中国以来，日本在远东的对手，主要就是俄国。日俄战争战而胜之，但俄国的实力仍在，双方对“中国遗产”的争夺，正未有穷期。俄国的内乱，无疑给了日本又一个“天佑”之机。因此，日本军方很快做出了出兵西伯利亚的决定，借口是防止德奥东来。事实上，傻子都知道，尽管俄国退出了战局，但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仍在欧洲激烈地进行，德奥断无可能腾出手来万里远征远东。而所谓在西伯利亚的德国战俘，释放后对远东的威胁，也是无稽之谈。谁都知道，这些人即使作乱，也是要回家，是往西去，不是向东来，哪里有力量东来南下。日本出兵，无非出于自家对俄国远东领土（多半是俄国从清朝抢来的）的野心罢了。从地缘态势来看，日本已经掌握了南满，如果顺势拿下俄国的远东地区，那么北满自然就是囊中之物，不劳费心从中国生夺硬抢了。

日本人出兵，还要拉上中国人。1918年2月5日，日本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约见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中日实现合作，共同防止德国势力借机东来。进一步，田中提出两个合作的方式，一是由两国外交部门协商定约，然后军事行动细节由双方军事部门再商量办法。一是双方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然后由外交部门加以认可。中国政府倾向于选择第二种方式。当时发言权很大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倾向于跟日本合作的。他的理由是，日本采取行动，本可以不跟中国商议，而日本国内，也有这样的声音，抛开中国，单独行动。因此他担心，如果日本单独行动，势必重演像日俄战争以及不久前日德在青岛交战的情形，“彼时拒之不能，联之无及，自不如先行筹划共同，尚得以合意之商榷，行共同之防御，内政外交，大有裨益”。不仅如此，在双方换文之后，章宗祥还几次向中国外交部转达日方的意思，要中国方面追查消息走漏的原因（因为英国《泰晤士报》已经刊载中日军事密约的全文），别信英方的“挑拨”，进一步打消疑虑。虽然只是转达日方意见，但也可看出他的倾向所在。

所谓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令国人最感忧虑的，是日本军队可以借机通过中国领土。人们担心，这是否会是一个现代版的假途灭虢之计。不过，以当时的情势而言，日本军队还真的就是意在俄国的远东领土，并非想借机对中国用兵。道理很简单，当时的日本军队，已经存在于中国领土上了，东北有南满铁路的护路军（关东军），青岛和山东也有驻军，甚至在京津至山海关，日本军队也可以凭借《辛丑条约》赋予的特权驻扎。日本如果打算跟中国动手，就像逼签“二十一条”时那样，直接在三地动员增兵即可，原用不着大费周章，签这么一个协定。这个协定的用意，无非是日本要中国当小伙计，提供通过和后勤的便利。当然，也不排除适当的时候，让中国士兵给他们当回炮灰。应该说，日本人真正要的，是中日协定中的这一条：“凡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中国地方官吏，对于该区域内之日本军队，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给予日本军队公然过境行动权利的军事密约，跟中国所有的机密政务一样，根本不可能如日方所愿，保得住密。消息很快就全部泄露，神通广大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搞到了全部文本，迅速在英国刊发。这样一来，中国消息灵通人士自然也都知道了，迅即激起了一连串的抗议。在那种国人风声鹤唳的情形下，这种根本无密可保的密约，不可能不陷主导者于卖国之境。白纸黑字，纵有百口也无从辩白。

不仅知识界疑窦丛生，连亲英美的那部分职业官僚，也心怀不满。属于亲英美派的职业外交官颜惠庆后来回忆说，当年签的这个军事密约，“最为国人所反对，认为日本将乘机在我国境内长期驻兵，经过相当谈判之后，终于于民国十年（1921年）元月，以予废除”。言外之意，此事被亲日派弄糟了，是他们的艰苦谈判才得以挽回。

其实，按当时操办者章宗祥的意思，跟签订胶济铁路的换文一样，无非是日本既已执意要做，拦也拦不住。为了防备以后日俄之间再发生战争，中国重蹈当年日俄、日德（青岛）之战的覆辙，为人战地，“彼时拒之不能，联之无及，自不如先行共同，尚得以合意之商榷，行共同之防御，内政外交，大有裨益”。

还是那个思路，弱国外交，承认既成事实，在此前提下以协定形式加以部分挽回，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其实，弱国外交，就是这样的两难。不打交道，对强国的作为，概不承认，在道义上，固然没有问题，但却无法防止对方实际的蚕食。如打了交道，又等于变相承认侵略。可是，作为担事的外交官，实际上只能有前一种的选择，必须跟强盗谈判。

最根本的问题是，自打“二十一条”之后，中日两国之间国民的基本信任已经荡然无存。中国是个大而弱的国家，近代以来，一直饱受欺凌。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欺凌，“二十一条”对中国人，尤其是对知识界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早已风声鹤唳，任何中日间的交易，都可以向丧失权益的方向解读。当然，以当时国人的惨痛经验而言，这样的解读，也未必没有道理。曹、章、陆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不幸地赶上了那个时代，主持中日间的外交事务，自己却没有足够的政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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