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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楹联（第2页）

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

仅仅20几字的对联，竟然共使用了六个语气助词。

由此可见，对联的前身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唐诗。随着对联这种艺术形式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它早已经有了包容万象的能力，也正因为此，它才能茁壮地成长为一门独立的文学艺术样式。

二、关于历史人物的对联

1、历史人物对联的分类

前面说了，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是对联当中十分重要且数量很多的一类品种。因其重要，所以自有对联以来它的存在就绵绵不绝，且令人心仪；因其量多，所以收集起来几乎不可能将其穷尽。而这类对联，无论从写作上，从风格上看，都存在着许多差别。关于历史人物的对联，在许多种类的对联当中都可能出现，比如梁章钜《对联丛话》中所说的十类对联中的故事类、庙祀类、廨宇类、胜迹类、佳话类以及哀挽类等等。而上述类别中所出现的历史人物的对联，多数属于介绍生平、褒扬事迹、歌颂功德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与之有不同之处。比如有些以怀古方式出现的对联，虽常有歌颂、感叹与追怀之意，但主要意图却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身之块垒，也就是说，作者凭借前人（或他人）的故事，写出个人一己的情绪。当然，个人的情愫未必就与时代、与社会无关，在许多对联中，抒发个人感情的对联其实也同样包含了或忧国忧民，或感时伤事，或抱负深重，或志气飞扬等等让人感动的境界。许多自题自勉的对联，常常借历史人物的史实故事来喻志抒怀，多属此类。还有不少人物对联，其中未必含有多少高远的意境，但却通过奇特巧妙的艺术手法，滑稽幽默的表现方式，成为令人喜爱的谐联趣对。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人物对联同样也可以像其它对联一样，采用一种批判性的立场，对那些历史罪人、*佞之辈进行尖刻、辛辣的讨伐、针砭、讽刺和嘲骂；而对于并非大*大恶，却有悖常理人伦，有违风俗道德之人，亦可劝谏之、讥笑之、责难之。

不过，从历史人物对联的分布来讲，人们最常见到的，是保存于众多的名胜古迹当中的那一部分。名胜古迹，多有古人留下的遗踪，这些地方，一方面可以揽胜，另一方面可以怀古。而怀古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自然是对古代名人事迹、情操和精神的追念。名胜古迹当中，大量的是纪念古人的庙、堂、亭、阁、宫、祠、馆、园、楼、台、廊、寺等等，还有墓、坟、碑、碣之类——这也是区别于世界任何国家的中国特色。这些地方所留下的古人遗存，所纪录的后人的怀想几乎无处无之。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靠这些古代遗迹保存下来，而这些地方所张贴、悬挂的对联，也是经历过多少年代才逐渐积累和丰富起来，并起到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的介绍、宣传与弘扬的巨大作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中国的国粹——对联文化中，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是其中最有价值，也最有意义的部分，也是我们研究对联时最不该忽视的部分。

既如前面所言，关于历史人物的对联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各各存在诸多特色，那么我们在研究这部分对联的时候，也肯定有必要先将其分类细划，以便诠识辨悟，以察其究竟焉。

历史人物的对联，我以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以介绍事迹，褒扬功德，赞颂精神为主的；二是借古抒怀，以史喻志的；三是借历史人物为名，来表现作者的谐趣、机智和巧慧，颇具文学特色的；还有一类就是批判与嘲讽性质的。为了下面行文的方便，我对这四种内容不同的人物对联分别给予特定的名称，将包含第一种内容的人物对联称为“祭奠型对联”（也可以称之为“纪念型对联”），把第二种称为“喻志型对联”；把第三种称为“巧智型对联”；把第四种称为“嘲讽型对联”。这仅是对历史人物对联的一种分类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对联所反映的对象，将它们做这样两种区分：甲、以先辈（或长辈）为对象的对联；以平辈为对象的对联；以晚辈为对象的对联。乙、以他人为对象的对联；以自己为对象的对联；同时以他人和自己为对象的对联；丙、以单人为对象的对联；以两人为对象的对联；以多人为对象的对联。

这几种分类，其实是交叠的。在所有的历史人物对联当中，范围最广，数量最大，意义也最为重要的是祭奠型对联（而祭奠型对联又多以先辈、以他人和以单人为对象），所以本书将对这一类对联进行重点研究和分析。

2、祭奠型人物对联（之一）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中华大地上，随便走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探寻到前人留下的遗迹。他们在多少年、多少代之前，就在这块养育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土地上生息。他们的肉体早已不在，但他们的心灵，他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存留至今，成为我们承绪、发展和不断进步的依据。他们茹毛饮血的发端，筚路蓝缕的开拓，含辛茹苦的延续，艰苦卓绝的成功与创造，无不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名字甚至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图腾与象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们毫无愧怍地成为后人的楷模、典范和榜样。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就是永远不忘民族的根，就是要永远传承那坚忍、刚健、顽强和忠诚的基因，永远光大那浩瀚、博大、正直和弘毅的精神。

这块土地是这样古老和久远，历史的遗迹又是如此地众多，以至在全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市甚至每一个县，我们几乎都能找到祭奠先人的场所。这些场所中，所有那些能够让人们公开祭奠的地方，供奉的都不仅仅是一家一门的祖宗和上辈，而均是在历史上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有恩泽施于地方，有功劳行于民众，足以在青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人们建立这样的场所，固然是为了让自己的情感有所托付，同时更是为了让一种伟大的精神扎根于土壤而恒久永驻。从陕西的黄帝陵到湖南的炎帝陵，从洞庭湖畔的屈子庙到成都郊区的杜甫草堂，从合肥的包公祠到西湖的岳飞墓，再到现代的中山陵和黄花岗烈士墓……这些胜迹，这些遗址，这些历史人物留下衣冠、留下足迹也留下风骨神韵的地方，都成了吸引游子旅客、凝聚后辈子孙的圣地。人们在这里留连驻足，睹风物而思先人，他们所感受、所吸吮的，又何止是一时一刻的心灵震颤和此情此景的审美愉悦？这类经历，这类体验带给他们中许多人的，将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永恒的启迪、教育和感念。那么，催生这种心灵震颤、审美愉悦和深刻的启示、巨大的教育与永恒的感念的，除了祭奠场所的其它内容外，那些不可或缺的人物对联所起到的作用，当是不应该轻视的。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替青城山这里撰写了《青城山古黄帝祠》对联，现抄录于此，与读者共享：

启草昧而兴，有四百兆儿孙飞腾世界；

问龙蹻何道，是五千年文化翊卫神州。

对联作者于右任先生是清朝光绪年的举人，也是最早的同盟会成员之一。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反对帝制，在国民党中威望极高，先后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在这副对联中，于右任先生赞颂了我们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始祖黄帝开混沌，刈草莽，启蒙昧的不朽功德，且以仅仅五个字便概括之。然后，从五千年文明的生发演化皆肇始于斯的宏观角度，将炎黄子孙对煌煌先祖的敬仰之情和继承之志，以充满自信与豪迈的语调表现出来。

人们如果到四川旅游，其旅游路线一般是这样的：从成都出来，便可上青城山。然后，往都江堰观看这座修建于2000多年前，属世界水利史上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工程，同时参谒二王庙。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岷江东岸的玉垒山上，是为纪念秦国蜀地郡守李冰及其儿子二郎所建的祀庙。该庙原建于南北朝时期，初名崇德祀，宋代以后，封建王朝统治者敕令追封李冰父子为王，遂改称二王庙。岷江一带的川西平原在未修建水利设施以前，一直受到水患危害，灾害频仍，谷物不收。自从李冰设计并带领民众修建了都江堰之后，这里成为不惧水旱、旱涝保收的千里粮仓。四川被后人称为“天府之国”，都江堰的功绩首当其冲。都江堰所处的位置本来是非常难以修建水利设施的，尤其是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和工艺条件下。李冰提出的治理方案是“深掏滩，低作堰”，经采用这一方案修建的都江堰从那时起，毫无损毁地保存和沿用到今天，为世界历代水利工程之仅有。在这座祀庙里，有一副对联：

一门两禹；

六字千秋。

这副对联非常简练，但所表述的情义却非同一般。上联称赞了李冰父子二人治水的功绩，将其与传说中的大禹相提并论，赞誉之高，无以复加。下联则具体评论了李冰的治水经验，认为他提出的“深掏滩，低作堰”的方法已经经过了千年的考验，还将继续流传下去，遗惠于子孙后代。这副对联是以李冰父子两人为对象的对联，这在祭奠型对联中不为多见。有人评价这副对联的特点是：简明扼要，易读易记。笔者认为它最主要的特点还是高度概括，评点精当。

从上面所列举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祭奠型人物对联的确是表达人们对先祖、先辈中不朽人物的景仰心情的一种最佳方式，而且从字里行间渗出的情感，饱含了庄严和庄重，虔敬和尊崇这样几个特点。

在中国古代，人们将救死扶伤，替人治疗身体疾病的人称为医生，借此引申，又将那些具有治国安邦之才，能够替陷于内忧外患的国家排忧解难的人称为“医国手”。华佗的更高理想是当一个医国手，所以《后汉书·华佗传》说他“耻以医为业”——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鲁迅当年赴日本留学，正学的是医科。但他在目睹中国因落后而受尽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事实之后，毅然放弃学医，转而走上以笔为枪的“呐喊”之路，要诊疗中华民族沉疴深重的心灵。

神农尝百草，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动人传说。正是他亲口尝过百草之后，才发明了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医学遗产。但神农的功劳还不仅于此，他还是农耕文明的创立者，促使人们由采集渔猎步入到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

正是如此丰富和深刻的背景，烘托了这副对联所要表达的主题。该联尽管文字十分浅显，但它的确传达出一种宏大的意境，让人读后顿生敬仰之意。

再举一个例子，巩县杜甫墓前的一副对联。

歌吟总带忧民泪，

颠沛仍怀爱国心。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诗歌史上最灿烂耀眼的一颗巨星，被后人誉为“诗圣”。前面说过，他的诗歌作品特色鲜明的一点就是恪守严谨的格律。他自己写诗，总是反复推敲，一定要找到最满意的词句带才行，绝不会稍微马虎敷衍。“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著名的话，就是杜甫对自己写作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对自己创作过程的自觉要求。但是，人们之所以推崇他的作品，更主要的一点是，他的作品始终把对时代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关怀放在首位。他生当大唐帝国从开元盛世朝着安史叛乱，天下分崩的局势转化的时代，历经了战乱的颠沛流离，饱尝了人间的各种苦难，看尽了民众所遭受的困顿，因此，他的诗歌，尤其是中、后期的诗歌作品，真实地纪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将兵燹战火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以及自己感同身受的深切忧患情怀尽皆倾注于笔端，而这些感人的笔触深深地打动了同时代乃至后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正因为这一点，杜甫的诗歌被人独一无二地称做“诗史”。“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读到这样的诗句，谁不会热泪盈腔，感慨系之？这副对联的作者并没有将杜甫的生平经历和诗歌成就做丝毫的介绍和夸耀，而是直截了当地对他的诗歌本质做出高度概括，由此凸现出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民性”诗人的高大形象。

巩县杜甫墓前还有另外一副对联，在写作手法上与此相同。

以忠爱为心，国步多艰，匡时句出惊风雨；

为生民请命，痌瘝在抱，警世诗成泣鬼神。

这副对联立意上与前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笔墨更浓烈，感情也更沉郁。联句中化用了杜甫本人的诗句：“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因此更突出了杜甫作为“诗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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