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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辑 文明的圣火（第1页）

●解缙编《永乐大典》

解缙，字大绅，吉水（在今江西）人，幼年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后来，解缙考中进士，任庶吉士。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他和胡广等人均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担任皇帝的顾问。朱棣让解缙主持编写《永乐大典》，他从各处调来146人，开始了编纂大典工作。一年多后，他们编成一部书，呈给朱棣。朱棣给书题了书名叫《文献大成》，对包括解缙在内的147位编书人都赏给钞银。但朱棣还嫌这部书简略，又让太子少师姚广孝（即道衍和尚）和刑部侍郎刘季协助解缙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务使一切典籍都包罗在内，无一遗漏。

姚广孝是皇帝的亲信，他的参与，要钱要人谁也不敢驳回。于是在文阁设立了编书馆，让礼部拣派有文才的官吏和四方老儒来担任纂修，选派一些书法好的国子监学员和一些外府县学中的生员担任抄写工作，前后竟动员了3000多人，由光禄寺供给伙食。这次花了将近3年时间才将全书编成。朱棣根据自己的年号，把这部书命名为《永乐大典》，还亲自写了序言。

《永乐大典》共计22937卷，装订成11095册，总计37000多万字，全部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朱棣在迁都时，用船将《永乐大典》运到北京宫中，藏到宫中的“文楼”里，成为稀世国宝。

●李贽反封建思想

李贽本姓林，名载贽，因避明穆宗朱载量讳改名贽，号卓吾。他出生在福建泉州，其家世代为巨商，到祖父一代家道中衰，父亲林白斋只好开馆授徒以教书为业。李贽7岁发蒙，跟他父亲“读书、歌诗、习礼文”，12岁时已能下笔成文。他写了一篇题目叫做《老农老圃论》的文章嘲笑孔夫子，暗地里还颇有几个同窗给他叫好。

少年时代的李贽便不同凡响，喜欢标新立异，读四书五经，他不喜欢朱熹的注。朱熹的注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都是考试的内容，他居然敢于说不喜欢，甚至加以非议，无疑是需要很大的胆量的。20岁以后，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与同龄人一样去走科举求仕的道路。26岁，李贽中举，但他以后再没有去参加科举考试。李贽30岁时开始进入仕途，几十年宦海沉浮后，他在公元1580年云南姚安知府任职期满后，迅即挂印而去。李贽离开姚安时，“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他带走的“仅图书数卷”，“俸禄之外，了无长物”。

公元1581年辞官后，李贽住在湖北黄安好友耿定理家中，他一边教授耿家子弟，一边勤奋写作。公元1584年，耿定理病逝，事情太突然了，他一时竟不知所措。他困于生计，出家入麻城龙湖芝佛院当和尚，他不守戒规，专心从事讲学和著述。62岁，他剃去了头发，有人问起原委，他回答说：“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这种行径显然是有些抗议色彩的。

公元1590年，李贽的诗文集《焚书》问世，这是一部向程朱理学的挑战书。李贽猛烈地抨击封建纲常礼教，挞伐孔、孟，统治者把他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他是以“左道惑众”。有人要以“大伤风化”的罪名把他抓起来解回原籍，后来事情不了了之。

公元1599年，李贽的另一重要著作《藏书》在南京刊出。书中毫无顾忌，大胆地贬斥时政，裁量历史人物，抨击社会制度，这下子就大大触犯了统治者，犯下不能饶恕的罪行。公元1600年，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们纠集流氓打手捣毁了芝佛院，使其无落脚栖身之地。接着，又毁了埋骨塔，对李贽进行了最野蛮的人格侮辱。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书皇帝，指控他刊刻《藏书》《焚书》，“惑乱人心”，“不可不毁”。于是，李贽被逮捕入狱。是时，他已是一位76岁的老人了，而且正在病中。但他毫无惧色，神情端庄，镇定自若，宁死不屈。公元1602年的一天，在狱卒给他剃头时，他突然抢过剃刀割喉自杀而死，李贽以刚烈之死抗议封建制度对他的残酷迫害。

李贽著述盈车，明、清两代都被列为禁书，他是明代后期一个特殊的反封建反理学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之所以名传千古，就在于他对封建统治者有一身不肯屈从的铮铮傲骨；在于他敢于打破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子的顶礼膜拜；在于他敢于直接批判统治者的精神武器——程朱理学；在于他“非圣无法”的叛逆精神。

●汤显祖“临川四梦”

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出生在书香门第。他5岁时就能做对联，12岁就会做诗。他的伯父酷爱戏曲，还从事过戏曲演出，汤显祖从小也对戏曲产生了兴趣。汤显祖34岁时才中了进士，他几次拒绝大官僚们的笼络，被安排到南京当了个闲官，但他疾恶如仇，常常对时事大发议论。有一回他向朝廷上书，指责执政者，还牵扯到皇帝，因此被贬到偏远的地方作了一个县官。可汤显祖并没有消沉，他把县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反对他的人依然要罢他的官，汤显祖也早就对官场厌倦了，就辞官回到了江西临川老家，开始了他的戏曲创作历程。

汤显祖在临川城内香楠峰下建造了一座新房子、取名为“玉茗堂”，在这里，汤显祖一心一意地创作剧本，还亲自导演排练。尽管汤显祖晚年生活贫困，可他从戏剧创作中得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汤显祖流传下来的戏剧主要有《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因为这些戏的内容都和梦有关系，又被称为“临川四梦”。“临川四梦”在明末影响极大，不少戏剧家都学习他的风格，在明末形成了戏剧史上的“临川派”。

●施耐庵与《水浒传》

苏州城阎门外怀肯桥施家巷，有一户施姓人家，是孔子72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后裔。公元1296年，施家添了一个男丁。一位老秀才给这个婴儿起了个名字，叫彦端，意思是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一位行为端正的才子。这个襁褓中的彦端，就是后来写出群书之冠《水浒传》的施耐庵。

施耐庵7岁时，家贫无法上学。但他刻苦好学，经常向别人借书看，并请教于人，有时还悄悄到府学去旁听。就这样，他少时读了许多书，学了许多知识。13岁时，他已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对答如流，下笔一挥而就。有一次，邻居有个老人病故，他的家人约请在浒墅关教私塾的季秀才给写祭文。季秀才未能及时赶到，别人就提议让施耐庵试试。施耐庵也不推让，过来一挥而就。后来，当季秀才看了这篇兼有稚气和才气的祭文时，口中称赞不已，并提出带施耐庵到浒墅关去读书学习，且不收学费。后来，他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施耐庵。

施耐庵在浒墅关不仅熟读诸子百家，而且各种书都去浏览。当时刊行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晃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扬志卖刀”等故事都引起了施耐庵的强烈兴趣。课余时，他还同伙伴一起舞刀弄棒，练习武艺。当时，苏州城里经常唱些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同乐陪燕青捕鱼》《李逵负荆》等话本和杂剧，施耐庵有时也能有兴趣地欣赏，他对这些“仗义英雄”“擎天罗汉”流露出非常敬佩之情。

公元1331年春，年已36岁的施耐庵上京应试。天从人愿，秋闱他一举金榜题名，施耐庵中辛未榜进士。发榜后，他在拜谢师友中结识了同榜得中的浙江青田人刘伯温此后，两人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十分投契。不久，朝廷派施耐庵到钱塘担任县尹。但是，官场腐败、贪官污吏肆无忌惮，他耻于同流合污，两年后便愤然辞官归隐。

施耐庵从钱塘弃官回来之后，在苏州东南隅的施家桥开馆授徒。一天，一位商人领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拜谒施耐庵。这个商人姓罗，是山西太原人，经常往来于苏杭做生意。他因久闻施耐庵大名，这次专程把儿子罗贯中带来向他投师求学。施耐庵见罗贯中谈吐风雅，颇有才学，心中十分喜爱，就收下了他。

施耐庵早就有用笔耕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的打算。一次，他路过一个书铺时，看到里面有不少手抄话本，其中有一本名叫《张叔夜擒贼》，内容是讲梁山泊宋江等一百单八将杀富济贫的故事。他立即买了回来，并打算以此为资料，把其它有关梁山泊故事的话本内容加以修改，写一部《江湖豪客传》。这时，施耐庵的父亲和妻子季氏相继病逝了，他续娶的妻子为申氏。申家比较富裕，也是个书香之家，他们很支持施耐庵写书，特地花了一笔钱，请画师按照宋末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临摹成了36张人物画像，挂在家里，让施耐庵写作时参考。有了申家经济上的支援，施耐庵不再开学授徒，一心意从事专业创作。他只留下了得意门生罗贯中人，专门帮助自己整理书稿，并同他一起磋切写作技艺。

刘伯温做了朱元璋的军师后，多次向朱元璋推荐施耐庵。朱元璋很重视，特派刘伯温去召请。施耐庵听到这个消息，因厌恶作官，只得暂时躲避起来，回到了苏州阎门外施家巷，继续专门创作他的《江湖豪客传》。为了避过刘伯温的追觅和战乱，完成自己出书的夙愿，施耐庵决定找一块净土静心从事写作，他想到了先后做过松江同知和嘉兴同知的好友顾逖。顾逖已辞官回到兴化家中，兴化地方偏僻，四周环山绕水，无喧闹之苦，是一个专心从事写作的好去处。施耐庵便带着妻子申氏、二弟彦才和学生罗贯中，搭船渡江北上，径赴兴化。施耐庵在顾逖的热心帮助下，在兴化靠近黄海边白驹镇上定居下来，专心写作。

公元1367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常遇春攻破了平江。朱元璋再次派刘伯温带着御旨专程登门召请施耐庵。刘伯温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施耐庵的新居，已明白施耐庵其意甚坚，就未再多说什么，回去复旨了。施耐庵惟恐朱元璋再来召请，便到白驹镇以西18里自己的庄田上，按苏州格局建了房院，迁来居住。当时，村西有一芦苇荡，占地十余亩，湖中芦苇繁茂，每到秋冬季节，水鸟成群结队而来。湖中有一微型岛，施耐庵便以此模拟梁山泊，常和罗贯中一起乘着小船，登临其上，寻找灵感，精心构思小说。

施耐庵在施家桥住了一年多，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写作和修改《江湖豪客传》上。全书即将写完时，他又觉得书名比较直白，心中不甚满意，便征求罗贯中的意见。罗贯中看出老师的心思，就说：“老师，书名不如就叫（水浒传》吧！”施耐庵沉思片刻，然后说：“‘水浒’就是水边，隐含‘在野’之意，有典故。诗经曰：‘古公宜父，朝来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是歌颂周代发祥史的。我这部书是写起义英雄的，叫它‘水浒’，非常合适！”于是，书名定下。

《水浒传》成书后，很快被传抄到社会上去，人人争相阅读。到了公元1368年冬天，《水浒传》抄本传到朱元璋手中。朱元璋因为两次派人请施耐庵出来作官都被拒绝了，心中一直有气。他看了这本书，火气更大了，随即作了批示：“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贻患。”于是派人把施耐庵抓来，将他关进了南京天牢。刘伯温知道此事之后大吃一惊，便赶紧到天牢探望他。施耐庵要刘伯温想个办法救他出去，刘伯温对他说：“师兄乃聪明绝顶之人，还需用询问我吗？你是怎么进来的，就能怎么出去。”说完，微微一笑而去。施耐庵反复琢磨刘伯温的话，终于明白了：我是因为写书坐牢的，还是要通过写书才能出去呀。我的《水浒传》写了宋江一伙人起义造反，犯了统治者当然也包括朱元璋的忌讳。要是我能把宋江等人写成像张士诚那样接受元朝招安，不就得了吗？接着，他将自己的创意向刑部阐明后，刑部允许他继续写作。于是，他便在天牢里以张士诚降元为背景，把《水浒传》续下去，又写了宋江等人接受招安，归顺朝廷。

施耐庵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才把这部《水浒传》的后五十回续成。最后将书送呈朱元璋阅览后，又加上刘伯温从中帮忙，施耐庵被释放出狱。施耐庵坐牢一年多，经受多方折磨，再加上创作辛劳，早已身患大病。待出狱时，他已是一个瘦骨嶙峋、步履艰难的老者了。

施耐庵到淮安后，租了间房子，暂且住下来静心养病。公元1370年春天，施耐庵病情加重。施耐庵的二弟彦才从白驹场赶来探望，见此情景，不禁怆然落泪。施耐庵临危前对彦才说：“我一生都累在一部《水浒》上！我死以后，子孙千万不要写书，也不要作官，只叫种田便可。”说罢，一代文豪就与世长辞了！终年75岁。他的遗体葬在淮安，后来，他的后人把他的墓迁到白驹场施家桥。

施耐庵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伏案疾书的书斋。他的书是写完了，但书并没能够出版，他的夙愿也未能达到。他的爱徒罗贯中深知师傅的诚挚之心。师傅没了，罗贯中要完成老师的遗志。罗贯中在淮安精心整理《水浒传》遗稿。经过几个月艰辛地劳动，书稿终于有了眉目。他决计为书稿找一个出版者，使其流传后世，以了师傅生前的心愿。

此时，他打听到福建建阳刻印书籍十分兴旺，便带着书稿、打点行装径赴建阳。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走了一家又一家刻印书场，却无一家肯接受刻印此书！施耐庵的案子全国皆知，特别是文化界更加清楚，谁也不敢冒着触犯皇帝而获杀头之罪的风险出版此书。

当罗贯中拜访完最后一家书场也一无所获时，他只好租了一间房子，作了长住打算，以待天时。因为建阳系全国刻印书场中心，书场林立，此地若不肯出版，其他地方希望就更加渺茫。由于时间很充裕，他将《水浒传》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重新认真细致地编校。《水浒传》只能暂时束之高阁了。

此时，罗贯中也为日后创作《屯国演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收集了许多资料，如神志传说，研究史料，构思小说。接着，他开始伏案创作《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一样，也是千古佳作。后来，他又创作《三遂平妖传》，可惜仅写二十回，便因病辍笔。不久，奇才罗贯中也因病逝世了。

150多年过去后，兴化出了一位使《水浒传》得以问世的贵人，他名叫宗臣当时，宗臣奉旨做福建提学副使时，罗贯中的后人借同乡之名拜访了宗臣，请求准许刻印出版《水浒传》，以激发军民的抗倭斗志。而宗臣当时正负责整顿军备，鼓励士气全力抗倭，他当下便允诺了。于是这千古名著《水浒传》，才得以见天日！可以说，《水浒传》的问世，罗贯中功不可泯，宗臣功不可泯！

最早的《水浒传》福建版本，多已失传，仅剩一部五回残本而已。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时，有一位热心人收集到民间《水浒传》传抄本重新刻印出版，并以“天都外臣”的化名作了一篇序言。今天我们出版的《水浒传》便是这个版本。这位“天都外臣”为流传《水浒传》也是功不可泯。

●《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志通俗演义》由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以史实和传说相结合的形式创作而成，《三国演义》为其简称。

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三国志通俗演义》共120回，约75万字，为其主要代表作，描写了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110余年的历史故事，它是在历史典籍、传说、话本和戏曲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为读者、听者提供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人物群像，尤其是诸葛亮的形象最为深入人心。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是智慧的象征，这便是小说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魅力。关羽、张飞亦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对他们与刘备名为君臣、情似骨肉、生死不渝的义气十分赞赏。此外对大义凛然的赵云及忠于蜀汉集团的庞统、黄忠、姜维等英雄也作了热情赞扬，同时对曹魏、孙吴集团的文武大臣也予以充分描写和不同程度的肯定。

《三国志通俗演义》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文中涉及了数不胜数的大小战争，各具特色，展现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描述战争的过程中，罗贯中善于抓住重点，突出人物，将军事、政治、外交斗争融为一体，写出战争胜负原因和各方将帅的性格、气度和智谋。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后世影响深远，它的出现使长篇小说创作不再仅是说书艺人的专利，它成功地再现历史，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群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时珍论药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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