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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 百草园（第3页）

苓年公行九，曾祖母通称九太太，以严正称，但那时已经很老，也看不出怎么。她于壬辰除夕去世，只差一天就是八十岁了。现今所记得的只是一二琐事，特别是有关于我们自己的。平常她总是端正的坐在房门口那把石硬的太史椅上，那或者是花梨紫檀做的也说不定，但石硬总不成问题，加上一个棉垫子也毫无用处，可是她一直坐着，通年如此。有时鲁迅便去和她开玩笑，假装跌跟斗倒在地上，老太太看见了便说：“阿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赶紧爬了起来，过了一会又假装跌了，要等她再说那两句话，从这个记忆说来，觉得她是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老太太年纪大了，独自睡在一间房里，觉得不大放心，就叫宝姑去陪她睡。宝姑那时大概有十七八岁，在上海说就是大姐，但是乡下的名称很奇怪，叫作“白吃饭”，有地方叫“白摸吃饭”，如《越谚》所记，大约从前是没有工钱的吧，但后来也有了，虽然比大人要少些。老太太床朝南，宝姑睡在朝西的床上，总是早睡了，等到老太太上床睡好了，才叫宝姑吹灯。因为老太太耳朵重听，宝姑随即答应，探头帐子外边，举起缚在帐竿上的芭蕉扇来，像火焰山的铁扇公主似的，对着香油灯尽扇，老太太还是在叫，“宝姑，宝姑，吹灯，”直到扇灭为止。老太太晚年的故事，家里人一般都记得的，大概就只是这一件吧。

介孚公在京里做京官，虽然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这也使得老太太很不高兴。有时候有什么同乡回来，托他们带回东西，总算是孝敬老太太的，其实老太太慢说不要吃，其实也吃不动。有一回带来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装在一只袋皮就是麻袋内，打开看时是两只火腿，好些包磨菇蜜饯之类，杏脯蜜枣等不晓得是不是信远斋的，但在小孩总是意外的欢喜，恨不得立刻就分，老太太却正眼也不看一眼，只说道：“这些东西要他什么！”后来她的女婿请画师叶雨香给她画喜容，眉目间略带着一种威，过年时挂像看见，便不禁想起多少年前那时的情景来了。

二三　房间的摆饰

靠东边的屋就是所谓东二，在癸巳以前是祖母蒋老太太住的，我从小跟了她睡，大概在那里也住过六年以上，可是那房间里的情形一点都记不得了。曾祖母去世后，祖母搬移到东一，那里边摆饰完全照旧不动，这以后的事我就都记得，大致是如此。祖母的床靠西北角，迤南是马桶箱，八仙桌左右安放大安乐椅，都是什么紫檀之类的，壁上子母阁，放着好几个皮制和板制的帽盒。东北角房门内是一只米缸，高大的衣橱，再下去是一张中床，即宝姑睡处，后来归我使用，不过那已在戊戌之后了。东南角有小门，通往东二，南窗下并列着两个很大的被柜，上边靠窗排列着忌辰祭祀时所用的香炉烛台，以及别的什物，柜的西头是一个油墩甏，中盛菜油，够一年点灯之用，这里西南角开门出去，即是小堂前了。这样器具的排列，在那时代恐怕是一般如此，没有什么特性，这里只有屋角的米缸油甏，表示出是主妇的房间，与别处略有不同而已。

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与伯宜公住在西一，癸巳以后移居东二，至乙巳又移居第四进新修的屋里。那西一前房的情形也不清楚了，虽然大床坐北朝南，原是一定的摆法，靠着东壁放有画桌和四仙桌，上下两把藤心椅子，都是照例的东西。后房向东开门，共是四扇，中间两扇略窄，倒还整齐，左右各一较宽的门扇却并不一样，也是太平天国后随便配来应用的。北窗斜对往厨房及后园去的通路，冬天“弄堂风”大得很，因此在那里特别做有一副风窗，底下是一块横长的格子窗，五分之三糊纸，其二嵌有玻璃，上面格子窗三块，可以自由装卸。窗下有四仙桌，它的特色是抽斗拉手的铜环上结着长短不一的钱串绳，那种用什么草叶搓成，精致可喜的绳索现在早已不大有人知道了。靠窗东边有一张黄色漆柱的单人床，这床后来装在东二前房的西北隅，伯宜公在病革的前一天为止一直是睡在那里的。

二四　诚房的房客

写到这里，笔又要岔开去，关于诚房的事，先来说几句。诚房的先人是十四老爷，与兴房的苓年公是亲兄弟，他生有两个儿子，长号子林，次号子传。子林的妻早死，他在河南作客，就死在那里，儿子凤桐，养在外婆家，后来回到周宅，有些轶事，收在《阿Q正传》里，下文再说。子传通称二老爷，其妻二太太即是《朝华夕拾》中的衍太太，儿子凤岐字鸣山，小名曰方，比鲁迅才大五岁，虽是叔侄，却也是小朋友。诚房的房屋在大堂前左右，东边一大间前后房自己居住，其余都出租给人家，就癸巳以前情形来说，大堂前以西两大间，即是与兴房楼屋连接的，以及白板门内过廊迤南的一部分，租给李家居住，在那里是一方块，东北方面各有房屋两间，作曲尺形，前面一个明堂，通称兰花间，大概是先代收藏兰花之处，朝南两间特别有地板，或者是其证据。李家主人是个高大汉子，诨名“李臭大”，是李越缦的堂兄弟，光绪庚寅（一八九〇）年越缦考取御史，有报单送来贴在大厅墙上。在他家里又寄居着一家沈姓，不知是什么亲戚关系，其中一个是“沈四太太”，口说北方话，年纪约有五六十吧，关于她的事，在《朝华夕拾》第八篇《琐记》中有一节云：

“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那有薄冰的水缸就在堂前西屋的后窗外，所以给沈四太太看见了，叫她绰号的原因自然一半是怪她多话，一半也因为她的北方话，这在乡下人听来正是“拗声”，都是有点可笑的。沈家还有一个女人，大概是寡妇吧，生活似乎颇清苦，带着三个小孩，男孩名叫八斤，女孩是兰英与月英，年纪大抵六七岁吧，夏天常常光身席地而坐。

二五　漫画与画谱

上文已经将沈八斤的名字提出，现在要继续讲那关于小床的记忆了。八斤那时不知道是几岁，总之比鲁迅要大三四岁吧，衣服既不整齐，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进跳出的乱戳，口里不断的说，“戳伊杀，戳伊杀！”这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威吓，但是这种示威在小孩子是很忍受不住的，因为家教禁止与别家小孩打架，气无可出，便来画画，表示反抗之意。鲁迅从小就喜欢看花书，也爱画几笔，虽然没有后来画活无常的那么好，却也相当的可以画得了。那时东昌坊口通称“胡子”的杂货店中有一种荆川纸，比毛边薄而白，大约八寸宽四寸高。对折订成小册，正适于抄写或是绘画。在这样的册子上面，鲁迅便画了不少的漫画，在窗下四仙桌上画了，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因为小孩们并没有他专用的抽屉。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点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

还有一回是正月里，小孩们得到了一点压岁钱，想要买点什么玩意儿，其实每人所得至多不过二三百文大钱，也并没有东西可以买得。这一回除别的零碎东西外还品买了一册《海仙画谱》，后来知道是日本刻本，内容是海仙十八描法，画了些罗汉，衣纹各别，有什么枣核描，鼠尾描，钉头描等名称，倒也颇有意思。《朝华夕拾》中讲《二十四孝》的地方，说有一本是日本小田海仙所画，也就是这个人，他的画大概是稍为有点特别的。小孩买书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还是秘密的，这册十八描法藏在楼梯底下，因了偶然的机会为伯宜公所发见，我们怕他或者要骂，因为照老规矩“花书”也不是正经书，但是他翻看了一回，似乎也颇有兴趣，不则一声的还了我们了。他的了解的态度，于后来小孩们的买书看的事是大大的有关系的。

二六　烟与酒

为什么关于小床特别有些记忆的呢？这理由一半是因为伯宜公久病，总躺在这床上，一半是常看见他在那里吃雅片烟。他的吃烟与所谓衍太太家里也是有关的。他在少年时代进了秀才，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本家中子传房分最近（子京也一样的近，可是那么样的古怪），人很和气，太太又极能干，便常去谈天。子传夫妇都吃雅片烟，“抽一筒试试吧”，劝诱的结果乃上了瘾，可是他一直自己不会煮烟，须得请他们代办，其被揩油也正是不得免的了。鲁迅对于衍太太个人固然多有反感，如《琐记》中所说鼓励阿祥转旋子以至磕破头，即是实例，但上边这事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阿祥本名凤琯，字仲阳，小名曰服，比鸣山小一岁，是《阿长与山海经》一篇中所说远房的叔祖玉田的儿子。

伯宜公的晚酌，坐在床前四仙桌的旁边，这记忆比他的吃烟还要明了。他的酒量，据小时候的印象来说似乎很大，但计算起来，他喝黄酒恐怕不过一斤吧，夏天喝白酒时用的磁壶也装不下四两，大概他只是爱喝而已。除了过年以外，我们不记得同他吃过饭，他总是单吃，因为要先喝酒，所以吃饭的时间不能和别人的一致。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但是酒喝得多了，脸色渐变青白，话也少下去了，小孩便渐渐走散，因为他醉了就不大高兴。他所讲的故事以《聊斋》为多，好听的过后就忘了，只有一则“野狗猪”却一直记得，这与后来自己从《夜谈随录》看来的戴髑髅的女鬼，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可怕。因此我觉得在文学艺术上，恐怖的分子最为不好，于人有害。大抵神鬼妖怪还不怎么样，因为属于迷信的，随后与事实相比较，便不相信了，正与猫狗说话一样，不留下什么影子。可怕的还是实物，如故事中所说从顶棚上落下的半爿身体，首级，枯骨之类。甲午秋天小姑母死于难产，金家在长庆寺做水陆道场，鲁迅回来同伯宜公说佛有许多手，还有拿着骷髅的，我当初不懂这个字义，问清楚了之后乃大感恐怖，第二天到寺里不敢再去看大佛了。

二七　两个明堂

这一进屋的前后各有一个明堂，北面的本有六间房那么长，可是因为第四进的东头三楼四底归仁房所有，在那里打上一堵曲尺形的高墙，划去三分之二，只剩三分之一宽的天井给这边，至于西头一部分还是整个的明堂，与东南的一溜天井相接连。伯宜公的住房最初是正对这大明堂的中间，夏天在明堂中叫木匠来搭起两间凉棚，租用他们的杉木，连搭卸工钱大概总共一千文吧，用自己的晒谷竹簟两张，可以随意卷舒，遮住了烈日。在这凉棚底下，小孩可以玩耍，特别在傍晚时候，将簟卷起，石板上泼了井水，拿出板桌板凳来放好，预备吃晚饭，饭后又可以乘风凉，猜谜说故事。癸巳春间，祖父介孚公丁忧回家，伯宜公移居东二，让出那房子给他和潘姨太太与小儿子伯升居住，伯升名凤升，字仲升，因为说与北方话“众生”音相同，所以把仲字改为伯字了。东一二的北窗外是狭天井，漏下日光来显得更强热，所以设法做了一种遮阳，是一块长方形梅花眼的竹簟，上绷绿纱布，放在横木上，不用时拉进房檐下，这与天井的宽度好在差不多少。那檐下没有砌好石阶，只放着几条粗的石材，上面有几个小酒坛，用盐卤泡着圆肥皂即是皂荚子，当作洗衣服皂的代用品。

南面的明堂有五间房那么长，因为东头的一间与白板门的过廊相接，所以不包括在内。这里有一个特色，左右种着两株桂花，直径有好几寸粗，因此便叫作桂花明堂，不过那花是黄的，称为金桂，不能和在茶或糖里，不为人所看重。靠着南墙有一人那么高的石条凳，三条相连，是搁花盆用的，两边石池各一，系用大石板在地上砌成。北边与廊下相连的半墙内面刷石灰，外面即明堂那一面的却用淡青灰刷过，再以粉笔画作长方格，充作磨光的大砖所砌。在那横长的格子内，有些鲁迅用铁钉划出的图像，其中有一个尖嘴鸡爪的雷公更是显明，这大抵是庚寅辛卯时所画，但直至卖给朱文公的子孙的时候，这画还是在那里。

二八　两个明堂二

桂花明堂全部铺着石板，只有桂花树下用小石条砌出一个六角形，那里是泥土，夏天发现许多圆孔，是蝉从地下钻出来所留下的痕迹。可是那里虽然到处都只是砖石，却也生出了不少的花草来。最特别的是桂花树干上所生的牌草，其次是凤尾草与天荷叶，那也是只要一点土就可以生长的，石池南面与墙相靠的地方，有两寸宽的一长条充满泥土，生着这些草以及蝴蝶花之类，还有一丛天竹，则是伯宜公所手植的。石条凳上只是中间搁着一盆万年青，是人家照例种了避火烛的，旁边生长出盐酸草来，叶小孩爱吃，结的种子像是豆荚，也是很好玩的东西。

后明堂里没有泥地可以种花木，只在东头于石墩上叠着三块厚石板，上边摆着些花盆，大小有七八个吧。其中一盆是伯宜公手植的纹竹，俗称盆竹，有纪念性质，此外都是些普通的，如郁李，石竹，映山红和牛郎花，老弗大即平地木，都是在上坟时候从山上拔来的野草，却是在人家很难种得好。平地木结红子如天竹，在山里有三颗的已不易得，种起来可以有四五颗。小松树与刺柏也种，很不肯长大，有一盆后来放到外边桂花明堂里去了。这院子里虽然比较寂寞，但也有一种补偿，西邻便是梁家的竹园，墙外矗立着百十竿淡竹，终日萧萧骚骚的作响，鸟雀也特别多，又有一株棕榈树，像蓬头鬼似的向着这边望，借给好些的绿色。伯宜公隔窗望见，时常感慨的说，能够在竹林中有一间小楼居住，最是快乐，他这话里多少含有黄冈竹楼及临皋亭的影响，但大半出于直接的感觉也是无可疑的。

二九　廊下与堂前

那五间一排房屋的中央是小堂前，南面照例有廊，称曰廊下，有六尺以上宽吧，与明堂交界是一堵半墙，上半应有花窗糊纸，但这里没有，连外面厅堂也都如此，原因是在太平天国时被毁了，一直没有修配。这样也是好的，不但是看惯了不觉得怎么不好，而且以房屋构造来说，廊深窗小，里面已尽够阴暗了，廊下再有一道窗户，将更是沉闷，所以没有倒反是很好了。房内铺地都用名叫地平的大方砖，廊下则同走路和明堂一样，用的是大石板，不知什么缘故在好些石头上多有一种暗色的痕迹，到了阴雨泛潮时候，尤其明显。相传这是杀过人流血的遗迹，这自然不是事实，从南京明故宫的血迹石说起，大家知道是虚假的，而且各块石板的痕迹不相连接，更是明征，所以虽有此说，就是最迷信多忌讳的阿长也并不介意，黑夜里点个油纸捻，还是敢在廊下行走的。

堂前平时只当作通路走，其用处乃是在于祭祀的时候。顶重要的当然是除夕至新年，悬挂祖像至十八天之多，其次是先人的忌日，中元及冬夏至，春秋分则在祠堂设祭。堂中原有八仙桌一二张分置两旁，至时放到中间来，须看好桌板的木纹，有“横神直祖”的规定，依了人数安置坐位和碗筷酒饭，菜用十碗，名十碗头，有五荤五素至八荤二素不等，仪式是年长者上香，男女依次跪拜，焚化银锭，男子再拜，先为四跪四拜，次则一跪四拜，俟纸钱焚讫乃奠酒，一揖灭烛，再一揖而礼成。中元冬夏至于祭祖后别祭地主，即是过去住过这屋的鬼魂，由小孩及用人们行礼，多在廊下举行，有时也在后园门内设祭，在别家有否不曾调查。

三〇　伯宜公

伯宜公本名凤仪，改名文郁，考进会稽县学生员，后又改名仪炳，应过几次乡试，未中式。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虽然被母亲用一种叫做呼筱（音笑）的竹枝豁上几下的事情总是有过的。因为他寡言笑，小孩少去亲近，除吃酒时讲故事外，后来记得的事不很多。有一次大概是光绪辛卯（一八九一）年吧，他从杭州乡试回家，我们早起去把他带回来的一木箱玩具打开来看，里边有一件东西很奇怪，用赤金纸做的腰圆厚纸片，顶有红线，两面各写“金千两”字样，事隔多年之后才感到那箱玩具是日本制品，但是别的有些什么东西却全不记得了。此外有几张紫砂小盘，上有鲤鱼跳龙门的花纹，乃是闱中给月饼吃时的碟子，拿来正好作家事游戏，俗语云办人家。又一回记得他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的在谈国事，那大概是甲午秋冬之交，左宝贵战死之后吧。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这话由鲁老太太传说下来，当然是可靠的，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他说这话大抵也在甲午乙未这时候吧，因为他的四子生于癸巳六月，而他自己则是丙申九月去世的，距生于咸丰庚申，年三十七岁，乡下以三十六岁为本寿，意思是说一个人起码的寿命，犹如开店的本钱，他的生日在十二月，所以严格的说，整三十六年还差三个月。

三一　介孚公

介孚公本名致福，改名福清，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这里还是散馆就外放，弄不大清楚，须得查家谱，但据平步青说，他考了就预备卷铺盖，说反正至少是个知县。最初选的是四川荣昌县，他嫌远不去，改选江西金溪县。翰林外放知县在前清叫作老虎班，是顶靠硬的，得缺容易，上司也比较优容，可是因此也容易闹出意见来，介孚公当然免不了这一例。那时上司大概不是科甲出身，为他所看不起，所以不久就同抚台闹了别扭，不知道做了多少年月，终于被参劾，被改为教官。他不情愿坐冷板凳去看守孔庙，便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一直在做京官，到了癸巳年丁忧，才告假回家去。

他在北京的情形现在已不能知道，偶然在王继香日记中庚寅这一册里看见有些记事，可作资料。如七月十一日项下云，“周介孚柬招十三饮。”十三日下午云，“飞鞚出海岱门，循城根至前门，令经南大街至骡马市，马疲泥涩，仆坐不动，怒叱之。久之始至广和居，则周介夫（原文如此）果已与客先饮，同席者汪笙叔鲍敦夫戚升淮陶秀充，略饮即饭，不烟而回。强敦夫同车，托词而止，及余车回，敦夫方步入门，盖敦以介夫境窘，故不坐车，而诘之则仍以他词饰，可谓诈矣。”介孚公在北京于同乡中与吴介唐鲍敦夫似还要好，王子献便不大谈得来，看日记中口气可知，但如介孚公的日记尚在，那么在那里面对于这些人他也一定是说的很不客气的吧。

三二　介孚公二

癸巳年春天介孚公携眷回家，住在西一的屋内，同来的是少子凤升，生母章已早死，年十二岁，妾潘，是和小姑母同年的，可以推定是二十六岁，介孚公是五十七岁。曾祖母于壬辰除夕去世，那时已有电报和轮船，所以不到一个月就赶到了家，这有一件确实的证据，因为曾祖母五七那一日，他大发脾气，经验着的人不会忘记，虽然现在知道的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那年乡试，浙江的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仿佛又记得副主考是郁昆，但郁是萧山人，所以是不确的。大概是六七月中，介孚公跑往苏州去拜访他们，因为都是什么同年，却为几个亲戚朋友去通关节，随即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看，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有七年，至辛丑一月，由刑部尚书薛允升附片奏请，依照庚子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乃于是年二月回家，住在原来的地方。

那时候凤升改名文治，已于丁酉年往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所以介孚公身边只剩了潘姨太太一人。她这人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地位不好，造成了许多人己两不利的事情。介孚公回家之后，还是一贯的作风，对于家人咬了指甲恶骂诅咒，鲁迅于戊戌离家，我也于辛丑秋天往南京，留在家里的几个人在这四年中间真是够受的了。介孚公于甲辰年夏天去世，年六十八岁。

介孚公平常所称引的只有曾祖苓年公一个人，此外上自昏太后呆皇帝（西太后，光绪），下至本家子侄辈的五十四七，无不痛骂，那老同年薛允升也被批评为胡涂人，其所不骂的就只潘姨太太和小儿子，说他本来笨可原谅，如鲁迅在学堂考试第二，便被斥为不用功，所以考不到第一，伯升考了倒数第二，却说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这虽说是例，乃是实在的事。

三三　王府庄

鲁迅自己说过，小时候有一个时期寄食于亲戚家，被人说作乞食。这便是癸巳秋后至甲午夏天的事情，亲戚家即是鲁老太太的母家，那时外祖父早已去世，只是外婆和两房舅舅而已。外祖父晴轩公，名希曾，是前清举人，在户部做过主事，不久告假回家，不再出去，他于甲申年去世，到那时正是十年了。偶然翻阅范啸风的《癸俄尺牍》稿本，中间夹着一张纸，上写答周介孚并贺其子入泮，下署鲁希曾名，乃是范君笔迹，代拟的一篇四六信稿，看来实在并不高明。可惜上边没有年月，依照别的尺牍看来，可能是光绪五六年（己卯庚辰）的事。信中有云，“弟自违粉署，遂隐稽山，蜗居不啻三迁，蠖屈已将廿载，所幸男婚女嫁，愿了向平，侄侍孙嬉，情娱垂晚。”又云，“弟有三娇，从此无白衣之客，君惟一爱，居然继黄卷之儿。”这里自述倒还实在，他有两个儿子，长字怡堂，次字寄湘，都是秀才，还有一个小孩们叫作“二舅舅”的，即是所说的侄儿，其名号却是忘记了。孙是怡堂的儿子，名佩绅，二舅舅的儿子名为佩紫，都比鲁迅要大三四岁。晴轩公的三个女儿，长适啸唫乡阮家，次适广宁桥郦家，三适东昌坊口周家，阮士升与郦拜卿都是秀才，这次伯宜公也进了学，所以信里那么的说，显出读书人看重科名的口气，在现今看来觉得很有点可笑了。

鲁家的旧宅是在靠近海边，去镇塘殿不远的安桥头，规模狭小，连旧时那么重视的“文魁”匾额都没有地方挂，因此暂时移居在外边，写这信时是住在王府庄，与范啸风恰好是邻居。那地方口头叫作王浦庄，到底不知道那三个字是怎么写法，范啸风在《皇甫庄陈山庙社供田记》中说：“予乡皇甫庄在会稽县东三十里，或曰宋时为赵王府第，因以成庄，或曰是村权舆姓皇甫者居之，故曰皇甫庄。”在那村里范沈二姓居多，寄湘的外家姓沈，大抵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一时住在那里，鲁迅寄食的时候正是鲁宅在王府庄的最后的一年。

三四　荡寇志的绣像

鲁迅在大舅父处寄食，前半是在王府庄，后半则跟了鲁宅迁移，又到小皋埠去了。大舅父的住房只记得有楼房两间，他住在西边的前房里，平常不大出眠床来，因为他是抽雅片烟的，午前起得很迟，短衣裤坐在床上，吃点心吃饭就在一张矮桌上面，没有什么特别事情是不穿鞋下来的。他有一子一女，夫人是后母，无所出，是很寂寞的脸相，他们大概住在东边前房吧，那间房和楼下的情形几乎全不记得，只是后房里，因为看他们影写绣像，所以还没有完全忘记。鲁迅所画的完全的绣像有一套《荡寇志》，从张叔夜起头，一直足足有好几十幅。画只有鲁迅来得，后半幅的题词则延孙（佩绅的号）居一日之长，字写得不错，也帮着来影写，只有佩紫有一天试写一篇，有一两笔很粗笨难看，中途停止，由鲁迅补写完成，这纪念就留在册上。以前只晓得用尺八纸和荆川纸，这时在乡下杂货铺里却又买到一种蜈蚣（读若明公）纸，比荆川稍黄厚而大，刚好来影写大本的绣像，现在想起来也就是一张八开的毛太纸罢了。这《荡寇志》画像就是用这种纸影写的，原价大概是一文钱一张吧，草订成一大册，后来带回家去，不久以二百文卖给了别人。关于这事，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这一节文章云：

“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这位同窗名叫章翔耀，住在东昌坊口往西不远的秋官第地方，他的锡箔店在民国八年底还是开着，虽然以后情形不能知悉。《朝华夕拾》那文章虽是说三味书屋的事，《荡寂志》的图却确有年月可考，是在王府庄避难时所画的，但癸巳前后他都在三味书屋读书，所以那么地一总写在一起了。《西游记》图或者是在书房里所画，只是没有明白的记忆，因为关于那本绣像没有什么故事，也就容易见过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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