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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1868年8月底，早已回到金陵的曾国藩听到前方战报后，并没有明显的兴奋。捻军的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曾国藩感慨的是，偌大的中原，在这样的蹂躏与践踏中，又会是轮哭声盈野、饿殍遍地。只要是战争所及之处，必定赤地千里、日月无光。如果真是这样，那种所谓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曾国藩甚至懒得去打听那些具体的细节了，对于这个世界，此刻的曾国藩已徒生厌倦了。在此之后，曾国藩的精力每况愈下，对于时间也越来越缺乏敏感，有时候他甚至都弄不清现实与虚无的界限了。跟所有上了年纪的智慧老人一样，曾国藩又开始了新一轮意识转化，习惯于清醒的糊涂了。

第十一章　黯然神伤

回到金陵之后的曾国藩一直郁郁寡欢。

从1867年4月初回到金陵，一直到1868年12月17日启程赴直隶总督任，曾国藩在金陵只住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剿捻的中途回归，曾国藩关于两江的宏图大业也消减了不少，失去了很多雄心壮志。对于人生，曾国藩已有一种接近大悲的感觉，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的衰弱，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莫名的伤痛总像影子一样，一直伴随在曾国藩的身前左右。现在，曾国藩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了。他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不集中，在很多时间里，他精神恍惚，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致。甚至，他的思维会经常性地出现空白，就像一个没有底的容器一样。更可怕的是眼睛，读书，对于曾国藩来说，已是变得很吃力的一件事了。他需要戴上眼镜，凝聚心力，才能进入字里行间。有时候，即使是戴上眼镜，眼前也一片昏花，那些文字如浮在空气中的灰尘一样，让他无法捕捉。另外，让曾国藩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一件事是，有一些东西正慢慢地从自己的身体内消失，那些曾经的敏锐、机智和渊博，都像茶壶口里飘出的蒸气一样，从自己的脚心、手心，以及所有的地方悄悄散发开去。

剿捻的经历等于让曾国藩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昔日精干老辣的官员如今已是元气大伤、形神困悴。年纪并不算太大的曾国藩也有了很多老年人的症状：记忆力明显衰退，每天晚上，当提起笔记述当天的事情时，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有时候，甚至开始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语无伦次，将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很多次，也不顾左右的人是否聆听。并且，曾国藩还热衷于像一头老牛一样，经常性地反刍自己的人生时光‐‐对于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曾国藩倒是时常从记忆的储柜中调出来，细细地品味一番；但对于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将要处理的事情，曾国藩经常性地丢三落四、弃之脑后。

回任后不久，有人反映，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情况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并且，丁日昌的手下也经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当幕僚们向曾国藩报告这些情况时，曾国藩摇了摇头，也只是苦笑了一下。丁日昌是李鸿章的人，是李鸿章一手提拔上来的，此时的李鸿章正顶了自己的缺，在前线跟捻军打仗。如果他的人有个三长两短，不是存心让他难堪吗？那是万万动不得的。政治就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交易，这一点曾国藩绝对知道。

现在，曾国藩可以暂时享受一下太平生活了。前方正在打仗，曾国藩除了过问一下丁日昌那边的粮糙供应情况之外，大多数时间里，他一直在家清养身体。由于休息较好，身上的癣，也不似以前那样奇痒难忍了。身体稍好之后，曾国藩觉得世界与自己的距离又拉近了，他又重新在这个世界之中了。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只有身体还好的情况下，对这个世界，才会少一些怀疑，才会觉得做点事还有意义；在病中，会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曾国藩在衙署的后院辟了一些菜地，一有空闲，就提起锄头去种点瓜果蔬菜。这是曾国藩的习惯了，在曾国藩的想法中，男人种地，女人纺纱、做衣、做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劳动不但让人活动筋骨，还可以让人少很多非分之想。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曾国藩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家眷和子女们都要干一点农活。干一点轻微的体力活，让曾国藩身心都觉得愉快。

自四十岁以后，曾国藩就开始为自己构建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了，在曾国藩想象的生活中，他应该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树千株，竹万个，主人携书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张，酒一瓮……这样的情景，是曾国藩早年所读的桐城派戴名世的文章中提及的。戴名世虽然因为在《南山集》中密修私史，仍以明朝年号为正朔，被清廷杀了。但曾国藩对于戴名世文章中表现出的性情和追求，还是颇为赞赏的。曾国藩一直想幽居在某一个地方，造屋，种树，过一种林和靖梅妻鹤子似的生活。这种念念于自然不忘个人空间的追求，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所有读书人的常态。随着年龄的增大，曾国藩对于家乡更是梦回萦绕了，甚至可以说，这种经营闲雅空间的念头一直伴随着曾国藩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终究没能如愿。在这一年中，曾国藩一共给朝廷打了三次报告，都是寻找各种理由要求告老还乡。朝廷出人意料地对于曾国藩出了足够的耐心，每一次，都在回折中要求他安心养病。曾国藩每次接到上谕，都是既失望又欣慰。失望的是，他的要求没有被批准，自己在任上，总是要盘很多烦心事，不盘烦心事吧，又怕自己在任误国。欣慰的是，朝廷还算是对他信任和宽容。对于曾国藩来说，他当然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忙里偷闲，曾国藩开始频繁巡视金陵附近的很多地方，说是巡视，其实也只是随意看看，不带任何目的。攻下金陵之后，因为一直忙于裁减湘军、战后恢复等事宜，曾国藩还没有在金陵细细看过。重回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曾国藩最想看的，就是秦淮河一带了。秦淮河一带是六朝古都的标志，也可以说是金陵城的晴雨表。从秦淮河，可以看出金陵乃至两江的整体情况。秦淮河畔柔弱委顿之风算是中国文化的老传统了，自宋朝南迁，这里就一直繁荣昌盛，尤其是明亡于清之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中去爱国，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之中消磨时间。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他们的理由的，要么前途受挫，要么看破红尘……这些歌舞升平的地方，正好可以让他们得到慰藉和宣泄。有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也难怪秦淮河如此繁荣了。

当年的兵燹现在已看不到什么踪迹了，金陵城又变得繁华安宁。尤其是秦淮河一带，又恢复往日的灯红酒绿：那些停在河岸里的画舫游船、夫子庙的百业杂耍、胭脂巷的红男绿女、贡院街的肥马轻裘，把这个六朝古都点缀得如同温柔乡一样。联想到刚刚入城时的凄惨情景，曾国藩不由感叹，时间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魔术师，转瞬之间，就能把创伤涂抹得干干净净。说起来，秦淮河的繁荣还真有曾国藩的功劳‐‐当年太平天国攻占金陵之后，下令禁ji禁烟。ji女们闻风而逃，一起跑到上海租界里去了。一批有钱的商人，也跟风转移到了上海。金陵的商业受此影响，变得很萧条。曾国藩进入金陵城之后，在恢复科举的同时，也恢复了ji院。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倒是很达观的，食色性也，哪里能禁得住呢？春秋时齐相管仲在兴国安邦时，就专门设了&ldo;女闾&rdo;，这应该算是最早的ji院了。高明的执政者总是实事求是，如果一味禁止，反而会变得很乱。曾国藩才不是那种迂腐武断的道统呢！当年，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曾国藩甚至带头在秦淮河的花船上召ji饮酒，宴请宾客。结果，那些原先逃走的ji女们又回来重操旧业。秦淮河热闹了，那些有钱人也就回来了，金陵又恢复了以往的昌盛。当然，曾国藩对于ji院的兴办是有控制的，曾国藩最初为金陵ji院所定的指标是六座，谁知后来ji院越开越多，怎么也控制不了。因为无法管得住，曾国藩干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藩从来就不是一个苛刻之人，他只是对于自己苛刻，对于别人，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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