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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从科甲巷到祠堂街
我是成都人,十七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家乡。但如果问到成都的掌故,我知道的却很少。只能说过去我最喜欢的两条街:一条是科甲巷,一条是祠堂街。
一、对科甲巷的怀念
提到科甲巷,我好像又回到童年时代,心里充满喜悦和激动。当时成都有的街道,多数商店都卖一种商品。例如,纱帽街主要卖帽子,纯阳观街则多是卖鞋的。如果要买鞋或帽子,必须跟着母亲到这两条街去,很希望“速战速决”,生怕母亲挑来挑去,枯燥无味。只有到科甲巷大不一样,常常是自己要求去,去了就不想走;即使仅买一两样小东西,看都要看半天。原来,整个科甲巷几乎都是玩具店,满街挂着玩具,多吸引人啊!
可惜当时不懂得社会调查,没有把卖什么玩具一一记下。至今记得,打仗用的多是古代的武器,如关刀、矛子、宝剑、弓箭,拿在手上连人都显得威武。过年的时候,可以买到各种戏脸壳和笑头和尚,用香在面具眼睛上烧两个洞,然后再戴在头上,别人就认不出你是谁了。买上几个皮灯影儿,回家去把板凳翻过来,糊上一张白纸,点支蜡烛,自编自演,可以吸引一大批小朋友。纸灯的种类很多,有提在手上的金鱼灯,有用绳子拖着在地上走的兔子灯,……晚上插支小蜡烛在灯里面,许多孩子在一起,就像灯会似的。但谁都不愿多买灯笼,因为过了正月十五,家里就要动员烧掉。现在看来,可能是怕火灾,但当时却拿迷信吓人,说过了十五不烧灯笼,就要害眼病。春天一到,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风筝都有:王字风筝最简单;稍好一些的有金鱼风筝、鲇巴郎(即鲇鱼——编者注)风筝、小蝴蝶风筝,这些要用细麻绳才能放;还有大蝴蝶风筝、蜈蚣风筝、凤凰风筝,这类风筝不仅壮观,还有能转动的眼睛,有些小孩不敢自己放,要大人帮助。至于洋娃娃、竹子编的小篮子,各种染了不同颜色的白果(抓“子儿”用的),则是女孩子的玩具,男娃娃不感兴趣。有的玩具很贵,如大型纸马,里面有结实的木架,人可以骑上去,要卖一块银圆。真像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好在多数不贵,去一次总可以买一两样。
孩子能不喜欢科甲巷吗?
四十年前,作为孩子,我喜欢科甲巷,完全是为了好玩。以后上了中学,读鲁迅的《野草》,才懂得玩具对孩子的特殊意义。鲁迅说他向来不爱风筝,以为“这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甚至不许他的小兄弟放风筝。有一天,鲁迅忽然发现他的小兄弟躲着他在做风筝,盛怒之下,“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许多年以后,鲁迅偶尔读了一本有关儿童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严于解剖自己的鲁迅,想到过去毁坏小兄弟的风筝,感到这是属于“精神虐杀”,自悔“少年时代的糊涂”,并希望得到“宽恕”。可是,直到今天,有多少人是这样看待儿童玩具的意义的呢?
说“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是因为对儿童进行教育,要适合儿童的特点。孩子喜欢玩,通过玩玩具可以“长身体、长知识”。除了引导孩子读书和劳动以外,还要善于寓教育于玩具和游戏之中。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曾把研究儿童的特点当成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批判,这完全是错误的。同时,有的人则把儿童的特点神秘化了。其实,每个成人都当过孩子,真的一点都不懂儿童特点吗?鲁迅说过记性不佳是“有害于子孙的”,他建议“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这实在是一个好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玩具的品种、制作都有很大进步,但供应点少,价廉物美的不太多。当我给孩子(以后又给外孙)买玩具时,总感到不满足,于是对科甲巷的怀念就加深了。我并不要求恢复科甲巷一条街都卖玩具的传统,我只希望有人在儿童玩具上下功夫,生产出更多有意义、价廉物美的玩具,给新中国的孩子增添更多的欢乐。可能是上年纪了,我实在喜欢看男孩子们拿着木枪打游击的神气,也同样喜欢看小姑娘抱着布娃娃那种认真的样子。
二、祠堂街留给我的记忆
从喜欢科甲巷到喜欢祠堂街,这表明我的少年儿童时期已经宣告结束。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成都,科甲巷主要是玩具店,而祠堂街开设的则多是书店。
对书店有兴趣先得爱读书。我是从上高琦初中时开始读课外书籍的,先是读文艺书,后来扩大到社会科学书。这里,我得感谢杨邦杰先生,他是我们的国文教员,虽不善言辞,但有新思想,愿意和学生接近。我常到他寝室去玩。有一天,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从头到尾给我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我坐着安静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但心里却像点燃了火,激动得发抖。当他读完最后一节“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时,我感到眼前出现光明: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时代的先驱者——鲁迅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
从此,我渴求进步书籍。
读书的兴趣有了,问题在于找书困难。学校图书馆藏书贫乏,一片荒芜。亲友中能借到一些,但不多。于是便跑书店。当时,成都的书店大多在三条街:一是春熙路,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一是西玉龙街,多是卖线装书的古旧书店;一是祠堂街,这条街书店多,能买到进步书刊。我们的兴趣主要在祠堂街。
祠堂街至少有十几家书店,有进步的,也有国民党办的(如正中书局),我最常去的是联营书店,它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位于现在的四川电影院对门,只有一间铺面。店内靠墙的地方都是书架,屋子中间有一个大书摊,摆满新到的书籍和杂志。到书店去的,可以随便取书翻阅,买到自己满意的书;如果不买书,也可以站在书架或书摊前看上一两个小时。店员不多,但忠于职守,有业务知识。你询问一本什么书,他总是主动地帮助寻找,绝不会说“你自己看嘛”;更不会不理顾客,坐在那儿闲聊或打毛线、吃瓜子儿。遇到年纪大一点的店员,还能告诉你某一本书已经出过几版,每一个版本有什么特色。其他好的书店(如开明书店)也大抵如此。
我从这时候起,养成了有空就跑书店的习惯。或是买书,或是看书,或是打听新书刊的消息,简直成了一种癖好、一种享受。科甲巷的什么关刀、宝剑,什么风筝、皮灯影儿,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日子一久,几个店员对我比较熟悉,常常主动给我留《世界知识》之类的杂志。1945年,我的好友先泽过生日,我想送他一本《辩证唯物论辞典》,跑了几次没买到,后来也是店员主动给我留下来的。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穷学生,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后门”,能得到这种友谊,很使我感动。
祠堂街还有一个更吸引我们的地方,那就是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现在的人民公园斜对门)。这里除了可订阅报纸,还出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的著作,出售党办的刊物《群众》。我们当时有一个进步学生团体——破晓社,多次组织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在联营书店可以买到,《新民主主义论》则只有《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才有卖的。地下党员贾姐姐曾告诉我们,经常有特务监视《新华日报》分馆,要我们少去或不要去。我那时年轻,不怕事又好奇,常常闪电似的去买一两本书就走,自然也不敢像在联营书店内那样长时间停留。但是分馆同志那种热情的目光,对青年充满信任的态度,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这个分馆,到1947年2月才被迫撤走。
198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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