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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 食货志一二（第1页）

◎食货一

《记》曰：“取财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国之本，在於农桑。”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於民。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餫饷不仰藉於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其后，屯田坏於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於是边兵悉仰食太仓，转输住往不给。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小，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污莱。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也。夫缰本节用，为理财之要。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着於篇。

○户口田制（屯田庄田）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

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

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

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着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於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

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着籍，授田输赋。正统时，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

凡流民，英宗令勘籍，编甲互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抚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於谦言，免流民复业者税。

成化初，荆、襄寇乱，流民百万。项忠、杨璇为湖广巡抚，下令逐之，弗率者戍边，死者无算。祭酒周洪谟着《流民说》，引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抚之。都御史李宾上其说。宪宗命原杰出抚，招流民十二万户，给闲田，置郧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河南巡抚张瑄亦请辑西北流民。帝从其请。

凡附籍者，正统时，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离本籍千里者许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军、匠、灶役冒民籍者发还。

其移徙者，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馀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馀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於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於河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於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於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

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馀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宣德间定制，逃者发边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

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户，每户徵银三两，与厢民助役。嘉靖中减为二两，以充边饷。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其后事久弊生，遂为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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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於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

“投倚於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而要之，户口增减，由於政令张弛。故宣宗尝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於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论云。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馀为民田。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又以中原田多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馀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

凡田以近郭为上地，迤远为中地、下地。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着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贵州田无顷亩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霍韫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於王府，则欺隐於猾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即委弃於寇贼矣。司国计者，可不究心？”是时，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详具，人多疑惮。其后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矣。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於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於农，其法最善。

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徵，三年后亩收租一斗。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

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

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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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馀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馀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官军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

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样田，每军馀粮二十三石，帝命重赏之。宁夏总兵何福积谷尤多，赐敕褒美。户部尚书郁新言：“湖广诸卫收粮不一种，请以米为准。凡粟谷穈黍大麦荞穄二石，稻谷薥秫二石五斗，穇稗三石，皆准米一石。

小麦芝麻豆与米等。”从之，着为令。

又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守多於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督之。屯设红牌，列则例於上。

年六十与残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徵子粒，且禁卫所差拨。於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於交址，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宣宗之世，屡核各屯，以征戍罢耕及官豪势要占匿者，减馀粮之半。迤北来归就屯之人，给车牛农器。分辽东各卫屯军为三等，丁牛兼者为上，丁牛有一为中，俱无者为下。英宗免军田正粮归仓，止徵馀粮六石。后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减各边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时，边方多事，令兵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成化初，宣府巡抚叶盛买官牛千八百，并置农具，遣军屯田，收粮易银，以补官马耗损，边入称便。

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宪宗之世颇议厘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间，屯粮愈轻，有亩止三升者。沿及正德，辽东屯田较永乐间田赢万八千馀顷，而粮乃缩四万六千馀石。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恒足。及是，屯军多逃死，常操军止八万，皆仰给於仓。而边外数扰，弃不耕。刘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责逋。希瑾意者，伪增田数，搜括惨毒，户部侍郎韩福尤急刻。辽卒不堪，胁众为乱，抚之乃定。

明初，募盐商於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

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其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吴桂芳等争言屯政。而庞尚鹏总理江北盐屯，寻移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区画屯政甚详。然是时因循日久，卒鲜实效。给事中管怀理言：“屯田不兴，其弊有四：

疆埸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徙，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

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沿边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粮额不得减。屯田御史又於额外增本折，屯军益不堪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馀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馀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其弊如此。时则山东巡抚郑汝璧请开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田。福建巡抚许孚远垦闽海坛山田成，复请开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滨海诸山，若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皆可经理。天津巡抚汪应蛟则请於天津兴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辄废。熹宗之世，巡按张慎言复议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兴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应举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间、天津设屯学，试骑射，为武生给田百亩。李继贞巡抚天津，亦力於屯务，然仍岁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又赐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禄。指挥没於阵者皆赐公田。勋臣庄佃，多倚威扞禁，帝召诸臣戒谕之。其后公侯复岁禄，归赐田於官。

仁、宣之世，乞请渐广，大臣亦得请没官庄舍。然宁王权请灌城为庶子耕牧地，帝赐书，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比案问得实，帝命还之民者非一。乃下诏禁夺民田及奏请畿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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