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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朝的发展与衰亡（第4页）

道光帝（1782年～1850年），在位30年，嘉庆皇帝次子。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即位，以次年为道光元年（1821年）。六年（1826年），叛逃边外的张格尔纠集安集延、布鲁特寇边，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等城。他派兵攻剿，于次年收复四城。自即位起，奉天、直隶、河南、江苏、江西、安徽、甘肃等省灾害连年不断，政治腐败日甚，各地农民纷起反抗，他大肆派兵镇压。并谕令严行保甲、整饬吏治、除弊兴利、赈灾、治水利，勤政图治，以缓和社会矛盾。十八年（1838年），英美大量输入鸦片，他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攻陷定海，并至天津海口投书。道光帝遂由禁烟、抗英转为动摇妥协。后时战时和，多所反复。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被迫派耆英等与英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二十四年（1844年），又分别与美国、法国签订《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三十年（1850年）病卒。

太平天国革命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巩固政权，1853年颁布了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平分土地、平均分配生产生活资料的方案，建立兵农合一的军政制度，试图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理想社会，带有明显的乌托邦的空想性质。

太平天国革命是清朝农民阶级为反对封建统治和外来资本主义侵略进行的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深，清政府横征暴敛，迫使农民走上武装反抗之路，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洪秀全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851年1月11日，率众约2万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3月23日，在武宣东乡即位，称天王。9月25日，太平军攻占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在此封王建制，颁行《天历》，清除内奸、整肃军纪，革命政权初具规模。1852年4月初，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攻桂林不克，6月破全州，乘胜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公元1853年3月攻克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正式成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其后，分别出师北伐和西征；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建立基层政权；对外则坚持独立自主，否认不平等条约，禁止贩卖鸦片，反对外来侵略。各地反清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江南地区的天地会，西南、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北方的捻军等纷纷起义，支持太平天国革命战争。1855年至1856年上半年，尽管北伐失败，但西征获得巨大胜利，曾第三次攻克武昌，控制江西13府中的8府50余县，将曾国藩围困于南昌。1856年4月和6月，相继攻破清军围困天京的江北、江南两大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进入全盛时期。但东王杨秀清居功自傲，导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公开决裂。天京事变发生，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家属、部下2万余人，后韦昌辉又被洪秀全诛杀。翼王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猜忌，率10余万精锐出走。清军趁机反扑，武昌、九江、镇江等地相继失守，天京被清军再次围困。为挽救革命，洪秀全选拔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为主将；任命由香港到天京的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又颁布了洪仁玕统筹全局的政纲《资政新篇》。1858年9月，太平军于浦口一带再破江北大营，11月在皖北三河尖大捷中歼灭湘军李续宾精锐约6000人。1860年上半年，3月克杭州，5月破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取常州、苏州，建立苏福省，进逼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军东取上海和西入武昌的计划，均遭到外国侵略者的干涉、镇压而失败。1861年9月，太平天国控制9年的战略据点安庆失守，天京失去屏障。此后，外国侵略者配合李鸿章部淮军、左宗棠部湘军进攻江苏、浙江，苏州、杭州等城市先后失守。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其子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曾国荃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失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名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在关防和各处行文中略去“通商”二字，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咸丰十二年（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而设立的中央机构，由恭亲王一人领班。下属司员，亦称章京，由内阁部员、军机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8人为定额，嗣后逐渐增加，轮班办事。分设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及司务厅、清档房。掌对外交涉往来、海陆通商、各口关税、保护民教、边防疆界、海防、练兵、学堂、铁路电讯、商务、制造、庆典礼宾、选派出使各国使者，及官吏迁转考试等，职权范围极广，外人以“内阁中枢”目之。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皆归其管辖；南、北洋通商大臣所办事项按例皆由该衙门承转，但无直接隶属关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洋务运动

洋务，又称夷务，泛指包括通商、传教、外交等在内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物。洋务运动指清政府一批具有买办性质的官僚军阀在19世纪60～90年代为挽救统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救运动。

洋务派在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侍郎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上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同治登基后他们握有实权，可以左右清朝的政局。如两江总督长期由湘系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刘抻一交替占据，直隶总督由李鸿章独占。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比西方好得多，只是火器比不上西方列强，只要清政府掌握了西方的近代军事技术和装备，就可以强盛起来。洋务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世纪60年代为第一阶段，洋务派打着“自强”的旗号，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船舰，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企业；19世纪70～90年代是第二阶段，以“求富”为口号，洋务派开始举办民用工业企业。

在第一阶段洋务派建立的军工厂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创办经费为54万余两白银，工人2000余人，主要生产枪炮、弹药和小型船舰，还附设译书馆来翻译西方书籍，这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全部都是官办企业，由清政府和湘、淮系军阀控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同时对外国有着严重的依赖性，从设计施工、购置机器设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料供应完全依赖于外国，并长期受外国人控制，但这些近代企业毕竟也具备了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

由于在创办军工企业的实践中遇到资金、原料、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认识到必先求富才能自强，所以决定发展民用企业以积累资金，有了雄厚经济基础后才能制造洋枪炮以自强御侮。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开始大力发展民用工业企业，到19世纪90年代就已创办了大约20多家民用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采矿、纺织、冶炼等各个行业。规模较大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总局、铁路交通运输业等。在这些企业中，上海轮船招商局是最有成就的一个，它是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这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屡遭英美轮船公司的排挤，但并没有被挤垮，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

洋务派在兴办军工、民用企业的同时，还进行了筹建海军、加强海防、设立外文学馆、派遣留学生等活动。1875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筹建北洋、南洋、粤洋（又称福建）3支海军。1885年，3支海军已初具规模。1862年，为配合洋务需要，奕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以教习外语为主，同时兼习天文、历史和数理化。此后，各类学堂学馆在各地纷纷建立。1872年，中国首次派遣留学生到国外，30名学生由上海赴美留学。此后，清政府还多次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洋务派的活动旨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科技、军事和翻译人才，是近代最早觉醒的先行者。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探索，尽管带有浓重的封建性和对外国的强烈依赖性，但其进步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福建海军建成

从光绪元年（1875年）起，清政府创建近代海军的计划开始实施。沈葆桢分管的南洋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四省，基础较好，因而发展十分迅速。福州船政学堂和马尾港等基础设施为南洋水师的起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870年，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被任命为“轮船统领”时，已拥有“万年青”“湄云”和“福星”三船，并于第二年制定了《轮船出洋训练章程》和《轮船营规》。近代海军终于艰难地起步了。

到1874年，福建海军已拥有18艘舰船。在1884年8月，福建海军作为法国远征军的重要攻击目标，在马尾海战中遭到重创。其参战的11艘舰船被击沉击毁9艘，击伤2艘。官兵伤亡达700多人。福建海军的精锐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虽经努力，但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雄威。

福建海军的建成毕竟是我国近代海军的开端，它在与法国侵略者的英勇作战中创立的卓越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洋务派创办的主要工矿企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军械所，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开始；1865年，李鸿章将上海洋炮局大加扩充，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设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一个船舶制造厂；1867年，崇厚在天津创办天津机械局；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年，李鸿章在唐山创办唐山开平煤矿；1888年，张之洞创办湖北织造局，湖北织造局先在广东后迁武昌；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创办汉阳铁厂。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晚清重臣，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为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同年底在湖南帮办团练，后又编练湘军。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1864年7月，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1861年设立安庆军械所。1865～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

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1909年），清朝大臣，河北人，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四川学政。与宝廷、陈宝琛、张佩纶纠弹时政，号为清流。光绪七年（1881年），授山西巡抚。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支持福建、台湾、云南等地抗法斗争，援助刘永福黑旗军，起用老将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曾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矿务局，立广雅书院，以图自强。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4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芦汉铁路。中日甲午战争，代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要求变通陈法，又巡阅江防，购新式炮，筑西式炮台，编练江南自强军，广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学堂，主张改革科举。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

李鸿章

李鸿章（1823年～1901年），清朝大臣，本名章铜，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三年（1853年），回籍办团练，对抗捻军和太平军。咸丰八年（1858年），至江西入曾国藩幕僚，襄办营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奉命编练淮军。同治元年（1862年）率淮军自安庆抵上海，同治三年（1864年），因剿杀太平天国，封一等肃毅伯。同治四年（1865年），署两江总督。同治五年（1866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授湖广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朝廷内政外交，掌管军事、经济大权。后为洋务活动，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先后兴办广方言馆、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军、民用企业和新式的北洋海军。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光绪十一年（1885年），与法国签订《中法越南条款》。中日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导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海军覆灭，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同年卸直隶总督入阁办事，但“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旋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调署两广总督，次年实授。时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参与“东南互保”，力主与列强妥协，镇压义和团。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同年病卒。

李鸿章像

强学会的成立

1895年，由康有为发起，帝党成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强学会是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的重要政治团体，户部主事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有会员数十人，除维新人士外，徐世昌、袁世凯、张之洞、聂士成以及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都曾入会。李鸿章也表示要捐2000两银子入会，由于甲午战败后他的名声不好，没有被接受。强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写《强学会叙》，痛陈列强侵略下的危急形势以及成立学会挽救时局的紧迫性。上海强学会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成立。宣言由康有为起草，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章程由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会同康有为共同拟定；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资助。章程标明“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并规定该会任务是译印图书，出版报刊，设图书馆及开博物院。江浙维新名士纷纷入会。北京的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上海的强学会则创《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1896年，两地的强学会均被清政府查封。

康梁主张变法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维新派的重要首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客观形势的刺激和影响下，康有为逐步形成了改变现状、变法图强的思想。在他给光绪皇帝所上的7封书中，详细阐释了他的变法思想。首先，他指出变法乃是势所必然。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已决不是变不变法的问题，而是怎样变法的问题，不变法就无以救亡图存。其次他指出变法要“全变”“变本”。康有为的以“全变”“变本”为标榜的变法政治纲领，就是企图在封建制度许可的范围内，争取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权利，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维新派的重要首领和提倡改良主义的思想家。1895年梁启超赴北京会试，和康有为一起参与和发动了“公车上书”活动。

时务学堂的创办

1897年，时务学堂创办，标志着湖南省的教育改良运动进入了高潮，它以“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宗旨，并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梁启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宣传大同思想，要求青年学生“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他制定学堂课程设置的指导思想为“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梁启超还通过批改学生课卷，指责君主集权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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