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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引路人怀念贾唯英（第2页）

像北极星指引方向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任何尘埃

也掩盖不住她朴实的光芒

三

1957年我调离重庆，将近二十年没有和贾姐姐见过面。好在老王在重庆钢铁厂工作，无论在成都或北京，老王总要来看我们，我们也会千方百计找到老王。从老王那儿，我们能知道贾姐姐的近况。老王因贾姐姐的事受到牵连，但他善良、公正、重情。正如贾姐姐逝世前写老王的散文中所写的那样：“不管是白色恐怖的狂风暴雨，闪电雷鸣；还是极‘左’路线的高度压力，你始终顶着来自外界的压力，永远和我站在一起。”有这样一位好丈夫，这样纯真的爱情，是贾姐姐的幸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贾姐姐的错案得到彻底改正。贾姐姐和她全家欢天喜地。我们“破晓社”的成员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四

近十五年，贾姐姐和老王多次到成都来。贾姐姐长胖了，还是过去那样热情和开朗，不失赤子之心。她对什么事都关心，上街买菜，要对市场物价做社会调查。到香港去旅游，她也要对比（1949年她在香港住过二十一天），研究香港怎样成为“四小龙”之一。她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持讲真话。只是听力减退，交谈得靠助听器，后来完全听不见了，她就随身带一个小黑板。她用口说，我在黑板上写，写了又擦，擦了又写。像过去一样，我们的话总是谈不完。我们还一直互相通信。

贾姐姐曾在信上对我说：“我过去之所以没疯没死，是因为难舍五个年幼的子女，是因为心里还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现在子女已经成人，唯有为祖国美好前景奋斗的支柱未垮。”

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支柱，尽管贾姐姐离休了，她仍想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她重新拿起笔，写游记、写随想，写周总理和革命先烈，写自己的经历和《西南团史》。特别是近三年，她用了很多时间收集和查证史料，写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李林的事迹《侨女之光》（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当我知道贾姐姐近年来共写了一百多万字时，实在大吃一惊！特别是她双耳全聋，全靠小黑板与采访对象笔谈，这是多么困难的事，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啊！

贾姐姐始终把自己的感情和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她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为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同时她又为新时期出现的一些问题感到担忧。前年她在信上说：“现在转型期中，的确出现许多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拜金主义问题，令人忧虑。在许多人心中，共产主义理想早已不存在了。”另一封信，她在结尾时说：“我和宇光身体均好，宇光尤佳，无病无虑。我则对目前滋长的拜金主义忧心忡忡。”

贾姐姐十分注重友情。她写信说：“现在能谈心的人不多了。我还是留恋、追求40年代的友情。也许我也落后了。”前年她和老王去贵阳，原团西南工委的十多位同志热情相迎，既全体团聚，又分别叙旧。特别是当他们“秘密”离开贵阳时，那些老同志主动到车站送行，使贾姐姐极为感动。她说：“这些感人的场面，是那些拜金主义者以及拜权主义者永远不能理解的。”正是这样，她积极支持“民协”成立五十周年的聚会，也积极倡导“未名”的朋友在成立五十周年时相聚。

贾姐姐像过去一样关心我们。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年月》一书遭到挫折，她设法托她的老朋友向中央负责同志反映情况。1982年底调我到省委宣传部工作，我不愿离开出版社，她来信说服我。我从美国回来，她看见我写的访美杂记，来信鼓励我“多写一点好”，并希望我“多写国人想知而又未写的方面，如美国人的守法、务实，不讲排场，还有志愿者的活动等”。我爱人生病住院，老王几次打电话来，贾姐姐则不断写信询问。她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

五

今年年初，收到贾姐姐来信，说她摔了一跤，不能走路。我忙打电话给老王询问情况。1月6日贾姐姐来信，说初步查清，腰椎移位，全身软组织受伤，右腿有麻木之感，生活不能完全自理。2月十一日来信说：“我现在处于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有人扶着都很难走了。……实际上是残废了。”3月17日老王打电话来，说已查出贾姐姐脑内有肿瘤，要动手术。一听这个消息，我就后悔。我本来知道腿的问题往往与大脑有关，提醒过别的同志，为什么竟忘了提醒贾姐姐呢？22日，老王来电话，说会诊结果，系恶性肿瘤，医生不主张开刀，拟采取保守疗法。我知道，这实际上是宣布没有办法了，心里很难受。第二天，“破晓社”成员聚会，推举先泽代表大家给贾姐姐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慰问信，可惜贾姐姐已经昏迷不能读信了。老王想尽办法用中药治疗，但并无效果。他说：“估计5月份可以拖过，6月份就难说了。”这两个月，我总觉得，贾姐姐在年轻的时候与白色恐怖做斗争，50年代又遭受不白之冤，好不容易过几年幸福生活却又病魔缠身，这实在太不公平！6月下旬，“破晓社”成员庄焕仪（贾姐姐和老王1947年避难时在她家住过一段时间）满怀深情去重庆看望贾姐姐，带回来的也是不好的消息。7月1日，老王打电话来通知，贾姐姐不幸逝世。

六

贾姐姐离开我们去了。四十九年来的许多情景，在我脑海里转来转去。我有一张照片，是贾姐姐和老王在我们家照的。她和老王坐在我的书柜前，慈祥地微笑着，好像有很多话要说，显得很健康。我记不起这次见面的准确时间，分析起来应是1991年春天。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亲爱的贾姐姐，今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和秀涓给老王发去唁电：

贾姐姐逝去，我们非常悲痛。早在四十年代，贾姐姐就帮助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一贯像长姐似的爱护我们。她历经坎坷，却保持为祖国美好未来奋斗的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将永远感激和怀念她。

前不久，我读到贾姐姐写给老王的《献……》。这篇遗作是很好的散文，它歌颂了美好的理想和纯真的爱情。我把它复印了若干份，寄给“破晓社”的成员。我相信大家都会从中吸取力量。

写于1994年盛夏酷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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