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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杜马就着泉水吃下一包方便面，觉得身上有了精神。二丑说：“全是饿的，再吃一包！”

杜马说：“咱不能再在山上呆着了，湿气太重，要中病的。咱该逃到城里去，城里人多，谁也不认识谁，警察不容易找见咱们。在城里，就是捡破烂，也能找上两个钱，混上口饭吃。反正两亩地也种不成了，索性不管它吧。”

二丑：“行。就是放心不下我那老奶奶。”杜马说：“放心不下也没有办法。火烧眉毛，只能先顾眼前。好赖警察不抓她。你托人常捎个话回去，说你很好，她也就放心了。若把你抓去，蹲在那小黑屋子里，你照顾不了她，她又担心你，那更糟糕。”二丑觉得杜马说得很在理。

二丑扶着杜马，寻着后山的小路，趁着黄昏下了山，悄悄地往城里去了。

第十一章　逼上梁山（1）

5．11事件的第四天，村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要找宝珠、武二、杜马他们。她说她和他们五年前就认识，打过交道。至于打过什么交道，她没有具体说。有人认出就是五年前那个泥泞的春天，在桂兰的屋子里吟吟地哭了一夜的女子。如今，不见了先前的艳丽，代之的是丰满和慈祥。她说她从外地刚回来，就听说了姚村的土地事件。这个事件很典型；放在全国，也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国家建设和农民利益的矛盾，私人投资、利益分配和官僚腐败交织在一起，对当前的转型时期的体制提出了种种质疑。这是其一。其二，目前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一天天在加剧，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境况，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和矛盾引起的社会冲突，将考验年轻的共和国处置社会矛盾的能力。她说她急於想找到他们，了解一些情况。

人们告诉她，宝珠已经被公安局逮起来了；武二、杜马们逃得不知去向，在全省正通缉抓捕。刘贵生被警察抓住时，跳山崖了。小伙子果有“狼牙山五壮士”的气概！但跳下去后，人找不到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警察估计尸首被野狼叼走了。人们都说，人只要从虎愁崖那儿跳下去，必死无疑。人们还给她讲了宝珠三个馒头当炸药，吓得十几个警察趴在地上不敢乱动的事。笑得那年轻的女子泪都掉出来了，说：“好好好，活得真是惊天动地，有声有色！”

有人说：“他们都犯事了，你还夸。你也是县上的人吧？你怎么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呢？”

那女子笑笑说：“是啊，宝珠他们是用那颗最淳朴的良心来拯救社会的。说实话，这有点背时。现在需要拿起的是法律武器。他们这样做也许最终不会从这个社会得到什么，但这个时代却会因他们的存在而美好，而有声有色！以我的观点看，宝珠他们对这个时代和社会是尽心尽责的了。”

人们都不太理解那女子说的话。村民们都觉得，既然是替百姓们说话的，他们就求那女子救他们的人出来，再和县上的公安局说说，不要再抓人了。土地征就征了，咱祖上不就是逃荒从山东河南上来的，咱再逃回去还不行吗？哪里黄土不埋人？！

人们劝那女子，也不要支持宝珠他们闹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一个农民，有碗稀粥喝就行。咱不奔那小康，他能把咱枪毙了？这人心惶惶的，躲到哪天是个头啊？

警察说了，他们的随时都能来村里抓人。警察说了，陈秀英的官司输了，赔了夫人又折兵。警察说了，谁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再带头闹事，那就更不客气了。警察说了，现在是传讯、调查，还没判刑哩，这要看各人今后的表现。警察说了，跑掉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终被会抓住的。警察说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能把天下打下，还怕几个捣乱的光棍汉吗？！

是的，村民们都觉得不下软蛋不行了。满贵，潘英都做乡亲的工作，要求大家拥护县委的决定。上边怎么定，咱就怎么干，有什么不好？他们还准备上书县政府，承认5。11是聚众抗法，只求不要抓人就好，但不知道这种善良的举动会不会换得政府的同情——把抓去的人放了。

年轻的女子痛苦地摇着头，什么也没说。她喜爱这些朴实如土的农民，她同情他们的处境。她正在写作一部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现状的长篇报告文学。书中倾注了她全部的热忱和同情。她清楚地知道，就是这些如土的农民，用他们认定的“耕读传家久”的经典，年年春种秋收，辈辈不忘读书，使的这片深情的土地长出各种各样的粮食，也开放出各种各样的人才之花，铸就了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小林更清楚地知道，是中国农民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构建了这个共和国的。毛主席就是领导着这群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数典忘祖，就意味着背叛。只是由于农村人口庞大，从5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逐步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这一体制在诸多方面运行的是两套政策，几十年来，逐步固定化。加上户籍身份制度的推行，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农民实际上没有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社会财富和权益的分配也十分不公平。但善良的农民兄弟们承袭着上辈“耕读传家久”的传统，真诚地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辛勤耕种，省吃俭用，供自己的孩子读书。但由于户籍和身份的偏差，能跳过龙门的小鲤鱼们毕竟还是少数！即使这样，他们也始终抱着良好的愿望鼓励自己好好努力，好好干，从没有怠懒过。他们深信，作为农民，有地就行。土地是他们家的聚宝盆、百宝箱。夺他们土地就等于夺他们的性命。如果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就给他们安排一个能生存的地方，也未尝不可。他们哪里知道，夺走他们土地的官僚们，招商引资，第一位的是盘算他们的“政绩”！有了“政绩”就能平步青云！就有机会发迹。而这一切又都是在暗箱里操作。他们不让群众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于电站建成后的利益分配，他们已商定好了。谁也没有去考虑那些失地农民的利益。商人可以卖电。政府可以收税。财政盈余，可以给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增加工资，领导可以买车，城市可以搞福利事业。唯独没有考虑到农民和农村！农民的负担一加再加，已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了。

以反映农民生存环境为已任的小林，不会因眼前的景象而退却，她不愿她的农民兄弟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哀怨求救的境遇里。他们的认识水平很低，需求也很简单，只要给他们一块地，让他们平静地生活下去就行了。不，小林觉得，这远远不够！农民兄弟必须挺直腰板，争取自己应该享有的权益，他们必须以一种公民的姿态和城市人一样挺着胸膛站起来！但小林知道，这牵涉的不仅仅是个觉悟问题，还有个时间和发展问题。要发展就必须有付出，要付出就必须忍痛割爱。总之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一种苦涩的两难选择。中央有，地方有，工人有，农民也有。但再难也必须选择，不选择就不能发展。所以提高干部的执政水平，实在是当前及待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干部执法手段太简单化，甚至于搞得十分不得人心了。

忍痛割爱是需要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持的。

小林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制度和机制的东西起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在农村长期积累的重重矛盾，仅仅凭一种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需唤醒民众，更需要一种机制和制度的完善。皆大欢喜需要和谐的东西来滋润。

小林当天离开姚村时，她已觉察到了，姚村的事件处理得好，是对整个社会和制度的一种触动。处理不好，就要加剧社会的政治矛盾。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结局。

回到县城，小林想从有关部门得到一些丹河水电站建设和设计方面的有关材料。而有关部门，有关人物，像避讳瘟神似的，不愿谈论此事，好像里边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或顾左右而言它，或笑而不答，人们用一种表面的轻松和说笑，竭力掩盖一种大家都明白的事实。你若再追问下去，那表情好像嘲笑你是个白痴和神经病一样！那意思是说，你连这点内情都不懂？不懂听听那民谣怎么说的：猫和老鼠上床了，绵羊开始吃狼了。懂不懂？不懂？天是蓝的，海是深的，官场上的话没一句是真的。还不懂？当官的要是靠得住，母猪都能爬上树。懂了吧？懂了就好。12点了，该回家吃饭了，你走不走？

小林出得门来，找县刑警大队想问问宝珠被抓的情况。刑警队的人说，不知道姚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忙的抓人都抓不过来哩。

小林跑到县治安大队，班上已经没有人了，问一个接电话的小女孩，一问三不知。等到再上班，已是下午3点。治安大队的人也是神神秘秘地不多讲什么。问到宝珠的情况，都说事态严重，谁也不能见。要见必须有局长的批条。都说宝珠要判刑的。饿了他好几天了，噢噢地喊爹叫娘。只有一个女孩子看上去很有气质文采，别人都叫她小丽。等办公室没有人的时候，她悄悄告诉小林，说宝珠昨晚已逃跑了，追了一晚上也没追到。小林心里一惊。小丽推测，宝珠他们跑出去可能到北京告状去了。因为县城的街头出了很多小字报，揭露了县委县政府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其中就有姚村的土地事件！说最少有二十人接受了开发商的贿赂，少则五万，多的几十万哩。有名有姓的，估计假不了。县里正组织人力查找造谣生事的人。

小林感谢小丽提供的消息，都觉得像亲姐妹似的亲。约定日后再见面。

这时李队走进来，疑惑地看着走出去的小林，问小丽：“不是记者吧？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小丽说：“若是记者，能不采访队长？我的一个远方表姐，好多年没有见面，拉起话来了，才知道是一家人。怎么样？没有找到吗？”

“焦头烂额！”李队烦恼地摇头：“妈拉个巴子！挺严实的一个地方，怎么能跑出去呢？这几天尽出怪事。怪就怪在，跳崖的找不着尸首，逃跑的不留任何痕迹，折腾了好几天，该抓的一个也没有抓到；抓到的没一个有用的！肯定有人提前走漏了消息！”李队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窝心的事，“你听说街上的小字报了吧？说我受贿五万。这不是诬陷人吗？咱是保驾护航的，你说不干行吗？”

小丽开玩笑说：“既然他们有，你这保驾护航的也应该有。我看你比他们还辛苦呢！”

“可我真的没有啊。”

“那就是他们的不对啦。”

“得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想到我。跑了一个宝珠，拍着桌子训斥我！妈拉个巴子，不干了！受这窝囊气！”

小丽劝李队说：“李队，我倒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队说：“讲！怕什么。”

小丽说：“如今的法制越来越健全，百姓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自信心自然也越来越高。你该清楚，宝珠算一个文化不高的人吧？两句李白的诗，竟然让他那么兴奋，那么激动！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你肯定没有好好去想这个问题。你知道，你也听到过，他那次出去时大念‘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依我看，李队，这不是两句诗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状态的自然表露。法制越健全，该办的，不该办的，群众都知道，你再吓唬也没用。他们懂得，不犯法，就不怕什么。比如姚村的袭警事件，我就认为，那纯粹是领导们逼出来的。政府给农民承包了土地，30年归他们使用，他们就把它奉为信条，老老实实种地，几乎是与世无争的了。现在，要端掉他们的饭碗，哪有不急的道理？当官的讨好开发商，不该宰割老百姓的心头肉。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既然是衣食父母，就不是一般的人。养活咱们的是他们，关键的时候给国家支持的也是他们。可现在的当官的谁给过他们一个好脸看？我的父母也是农民，我知道他们的心思。在这个社会里，他们是把自己放在二等公民的位置上说话处事的。他们辛勤耕作，省吃俭用供孩子们读书，是他们觉得家里应该有个识字的人，到时候有个明道理的，吃亏也知道吃在什么地方，不要糊里糊涂地上当受骗。如今我要说什么或做什么，我父母就都觉得是对的。他们把我推到一等公民的位置，自己甘居二等哪。李队，说句心里话，我一看到他们默默无闻和与世无争的样子，心里就难受的想掉泪。他们像一头只知耕作的老黄牛，吃的是草，出的是力；鞭打它们，只知往前跑，连一句怨恨的话都没有。所以，5．11那天你让我去，我就没去。”小丽流泪了，但小丽说：“我想过，中国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农民，能由衷地喊出宝珠那样的话，我会为他们，也为我的父母欣慰的。我只想劝你李队，在对姚村的问题上要三思而行。他们是农民，政治上无依无靠，他们想靠的是国家，他们能靠的就是承包的那几亩土地，不是逼急的，他们决不会和警察，和政府对着干。他们奉行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平安就是福。多好的农民哪，可关心他们的人太少了，坑害他们的人太多了。我讲的就这些。”

小丽的脸上挂着泪花，她难过的似乎说不下去了。

李队没有说话，眼里含着泪走出去了。走出去不一会儿，李队又返回来，说：“小丽，我和你说句实话吧，我也是农家出身，你说的我都有同感。那么多的人闹事，就抓了一个宝珠，一个陈秀英？你知道，宝珠是个大屁眼狼，什么事情他一个人也敢包下来。我若把他交出去，他非吃亏不可。我也是于心不忍哪！所以，先把他锁到那个小黑屋里，饿了他三天。他还算聪明，跑了。我也派人去逮他了。逮住逮不住，就看派出去的人的水平了。”

小丽听李队这么讲，心里很高兴，暗暗为宝珠祝福。却说：“姜还是老的辣啊。”

李队想了想，问：“小丽，你是大学生，懂得比我多，那天宝珠说我和他是各为其主，一时还真把我搞糊涂了。你说当今社会主角该是谁？”

小丽觉得李队的提问很有意思，轻轻地抹着脸上的泪花说：“李队，你以为谁该唱主角？”

李队说：“我以前认为社会的主角是工农大众，现在我是越看越糊涂，越想越不明白了。你说是工农大众吧，谁现在代表他们说话？你说不是吧，他们又是那么一大群人。可县委县政府说了，如果县委县政府办件事，一次一次去和农民商量，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县委县政府说他们的是主角。我看主角是那个承包商！气粗得很哪。妈拉个巴子，看人，连正眼都不想用！他们私下就说，什么农民，什么县委，包括黑社会，一样的几个钱就摆平了，打发了——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说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从不担心这世界有什么无法改变的事情——你听听这口气大的，他们说只要愿意，他能把咱们这个县全都买下来，再卖出去！翻烧饼似的，翻几次都可以。小丽，你说谁是主角？我听了真是气得慌！当警察，你连主角都找不到，无头苍蝇似的，你说能干什么呢——小丽啊，你是刚从学校毕业的，你不知道现在的工作有多难干。难就难在你找不着北。比如说那个宝珠，昨晚逃跑了。你说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他拿三个馒头当炸药和警察斗，还一本正经的，很像回事的。他没有土地，也没有家，却要为保卫家园而斗争。他追求的是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可他拿的又是现实的武器。我知道他狗儿的能吃，故意饿了他三天，还饿出一句很有水平的话来，说我‘不给饭吃，是最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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