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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没事就不能来吗？”他有些不自然地笑笑。钟离东倒了杯水给他。这时，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下周他要去采访国庆45周年大庆的准备活动。

我心里不平静了。回想往昔，自已那趾高气扬、那青年作家的光环，办报、交友、到处参加笔会，无不出尽风头。而东方一笛、钟离东虽然有文凭，但比起自已来，只不过是无名小卒而已。虽然如今世易进迁，风景大有不同，但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大翻覆与大反差，对我来说却是巨大的。

当然，我羡慕之余又感荣幸。毕竟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朋友。友人的荣耀，也就是自已的荣耀呀。在家乡，我不就曾有有意无意地向杜鹃红提起过东方一笛、钟离东他们的名字吗？虚荣之心，人皆有之。知道自已有点阿Q，但心里毕竟享受了一种虚荣与满足。

东方一笛听了我所说的工作。很认真地说：“北京外来人口有300多万，高学历、有特长的人很多，要找一个差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湘辉呀，机会还是有的呀。我想不管什么差事，只要你自己觉得轻松就可以了。我采访过一些刚来时收破烂、捡垃圾的人，他们才真是不容易，可他们每年也能‘弄’过一两万回去。我有一个叫司马义雄的画家朋友，他在这方面很不错，今后有机会把他介绍给你。你要多体验、积累生活，这对你有好处。”

我认为这番话对我来说有点刺耳，但的确有点道理。

东方一笛也是位业余棋手，吃完饭便与钟离东对奕起来下到最后，一个劫处竞争夺了上十次，可见两人的棋艺相当。

我在旁边写日记，读小说。不过自己心里老是在想，钟离东为什么每次同东方一笛在一起，话题就少了呢？我想起了这么一则童话：

一个桔红色的茶杯摆在客厅的一张桌子上。一天，茶盖对茶杯说：“茶盖，我每天都给盖着，你呢？怎么一点儿也不谢我？”茶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起的嘛！还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茶盖听了，说：“我再也不给了，你自己盖去。”说着，茶盖就从茶杯上滚下来，玩去了。

这一天，茶盖走到卖茶杯的商店里，看见有很多比它大的茶盖哥哥、姐姐，茶盖们看那桔红色的茶盖，“你是谁？你不是我们商店的，快滚！”茶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茶盖听了，惭愧地离开了茶店。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弟弟朝茶盖一脚，把茶盖踢到一个蚂仪洞旁，洞里的蚂仪见了，就说：“兄弟们，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漂亮的玩意儿，快来呀！”茶盖听后，连气都喘不过来就走了。

茶盖滚到半路上，看见蚂蚁没来，就停下来。茶盖一边喘气，一边说：“还是回到自己家里去过个平安日子吧！”说着，就滚向自已的家了。

茶杯见茶盖回来了，连忙去迎接茶盖。茶盖也滚到茶杯面前说：“茶杯，世态炎凉啊，我再也不出去了。”从此，茶杯和茶盖相处得更好了。

我认为钟离东和东方一笛的关系，或许就像这茶杯与茶盖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吧。

［第三章完］

第四章

人就是这样，当初为了找工作就那么不顾一切，但真正干上了反而会轻易放弃。没多久，我便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事实上，那份工作我很难干下去。

尽管我克服自卑心理，接近了那些大腹便便的经理、厂长们，但没有一个愿意陶腰包。可以说，我想从他们手中得到一个子儿，比登天还难。

我也知道，那些经理、厂长们，他们不会凭白无故地相信一个口才并不是最好，穿着也很土气的外地青年。虽然，有几位经理对我宽仁地表示兴趣，但也仅仅是兴趣而已。没有行动，再好的“兴趣”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就只能是不成功。

不成功！对我来说就是失败。好在自己并不灰心。“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没有理由打退堂鼓，没有理由灰心丧气，一定要总结失败的原因，重头再来。

当然，收获也还是有的。那就是这不辞辛劳的跑来跑去，增加了自己对北京的感性认识，我渐渐地喜欢上了北京。很自然地，我掌握了一些交往的技巧，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喜欢北京！”我自言自语。是的，自己渐渐熟悉的北京以她那博大精深的内涵吸引了自己。北京浓烈的文化气息更是感染了自己。

那天是五月一日，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在头一天，自己就唠叨了：“钟离东，明天我们去看升旗吧。”

那天清晨，我和钟离东三点就起了床。我们用一个空矿泉水瓶子装满了谅开水，再带上六个馒头上了路。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钟离东和我每人一辆自行车。我的车是花50元钱在旧货市场上买的旧车。买回后，彻彻底底地修了一遍，骑着就舒服多了。我们从八里庄出发，骑到天安们广场最少也得90分钟。一路上都很顺利，到达广场时还不到五点。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小树林里停了下来吃馒头，喝开水，两人都感觉饿了。

我们走到那个靠着树的人眼前。我看清了他的脸。这是一张和我差不多的脸。我敢肯定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青年。他这么靠着树，在凉凉的风里睡了一宿，就是为了在第二天清晨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到来时看升旗。

在这一天，我有着无数的话要说给祖国听，说给党听，说给江总书记听。我把双手贴在胸前的心脏部位。尽管风有些凉，但如此似乎可以抵御一下风，增加一些温度。

我的眠眼睛几乎要戳到他的脸了。我想把他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看到他微微闭着眼睛，眼皮闪着幽幽的光，在轻轻地不停地跳动。似乎在告诉我，他的身体内部，神经和血液，每一根和每一漓都在激烈地喜悦着，为那一场辉煌的升旗仪式，那一个渴望已久的就要实现的心愿。路灯的光透过斑驳的树叶，在我脸上形成了一团又一团小小的柔柔的光晕，使自己的脸看上去就是一个梦：一个童年的梦。在梦中，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感到凉？我的右嘴角低低往上翘……不知不觉之间，我的鼻尖已经碰上了他的鼻尖，我突然像遭到电击一样清醒过来。原来，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自己。

见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傻乎乎地呆着，钟离东便拉住了我的手。

我发现那些人，他们的身体下铺着几张报纸。他们身上的衣服都不是很厚。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靠着路灯坐着，在看一本书。奇怪的是，在如此的五月一日的晨风中，他的额头上竟然有几颗亮晶晶的汗珠。它们在不太亮的路灯下闪闪发光。我在那个小男孩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眼睛。

我的眼睛除了有湘江的水之外，每一只里还有湘江岸边的石头。原来，那个小男孩就是9岁的我自己。我似乎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天啊”。自己轻轻地叫了一声。

升旗仪式在我们的热切盼望中，终于开始了。

天还不太亮，仍然是灰蒙蒙的。那时大约是5点15分吧。高空中，满天的星星不见了。广场上，旗杆的四周已经挤满了看升旗的外地人。他们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得多，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老人、孩子、妇女以及青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许多外国人。尽里层的人有的蹲下身子，有的干脆就盘腿坐在地上。在军乐队演奏的国歌声中，一队整齐的士兵迈着正步走了出来。走在前面的那个双手捧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紧随其后的则扛着枪，看上去一个一个全都有凛凛然浩浩然和慨慨然的威风。似乎天踏下来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一伸手就能托住。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我（所有这些从各地赶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议式的人）盼望了一生的时刻。我们中这一生只能看上一次，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了。要知道，这样的事，根本就是一般老百姓不能随便看到想到的。

就拿我李湘辉来说吧，如果不是跟杜鹃红怄气，能来北京看升旗吗？来北京，这是自己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不敢这样去想啊。首都不是每个人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地方。

站在天安门广场，登上天安门城楼，我有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

往后几天，我在中关村和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里徘徊。我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失落。自己没上过大学，是错过了人生路上的一段美丽的时光。在三环路，我惊叹城市的流畅与固执；在华堂商厦，在西单，在长安街，在王府井，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我又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想拥有一笔真正属于自己的巨大财富，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这里的一切……但现实生活中的我，却是一文不名，一无所有。失落、失衡、奋发、占有……各种情愫一个又一个的结，在我心里缠绕。

伍晓琴这几个晚上常常过来玩。很快的，我与她混熟了。她看我无所事事的样子，便诡秘地笑了。第二天，她就委托钟离东给我送来了一件小礼物：一个体积只有打火机大小带耳塞的随身听小放音机。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小巧玲珑的放音机，有点爱不释手。在我的潜意识里，小巧玲珑的东西是很受欢迎的。当初，唐姨问我为什么那样如痴如醉地爱上了杜鹃红，自己只说：“她的嘴小巧。”真的，杜鹃红那小巧的嘴在我的心里刻下的映象太深刻了。古往今来，多少骚客墨人，总以纤纤玉手，腰如杨柳，三寸金莲，樱桃小嘴之类来描绘自己心中的女子，

尽在“小”字上发挥，可见女人之娇小，是吸引异性的一种潜在因素。推而广之，现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小女人散文”，大概也是因为“小而得宠的。”

小的东西是精品意识渗透的结果。我认为越是小巧的东西越值钱。就闷钟离东，这随身听的价格怎么样。钟离东好笑：“你认为她送了个宝贝给你？到街滩上去看看吧，才10块钱一个。”

我咋舌。但问题不在于价格，而是包含在里面的友情和关怀。这友情和关怀令自己温暖，也感动。想来，除了钟离东和东方一笛，还有那天在慈云寺邮政局碰见的“杨小小”外，伍晓琴是我在北京仅有的朋友了。

我也陆续知道了伍晓琴的一些情况。她是北京通县（现已改为通州区）人，与钟离东是湘潭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她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我猜，钟离东从深圳来北京可能就是因为她的原故。要不，钟离东来北京后又去她所在的公司打工呢？另外，钟离东曾向我透露他和伍晓琴的一段初识经历。据钟离东“估计”，她大概是在大二时就“盯”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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