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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之间 由裂痕到沟壑（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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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北洋集团的分裂说起。但凡一个集团，规模大了，都会在内部形成派系。袁世凯尚在之日，人们已经在传有直皖之分。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

军阀这个概念，据陈志让先生说，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一些学者先叫出来的。但是，很快，被称作军阀的人，互相开战，也互詈对方为军阀。显然，无论在那时还是现在，军阀无疑是个贬义词。英语里跟军阀近义的有两个单词，一是warlord，一是militarise。前者之意为军人割据，后者是军事化的统治。显然，民国前半段，也的确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军人集团，而且这一时期，军人的确具有最大的发言权。称之为军阀，并不为过。当然，这一时期最大的军人集团，就是北洋集团，或者通称北洋军阀。集团中人，称自己为北洋团体。

所谓的北洋军阀，史家公认，是始创于袁世凯的一个军人集团。事实上，这个集团也继承了李鸿章淮系集团的部分遗产，从人员到物质都是如此。众所周知，这个集团的起家是小站练兵，也就是说，是在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之后形成的。因此，这个集团的第一代骨干，都是小站旧人。第二代，则是出身北洋系统的各级军校以及北洋行伍的小辈。因此，严格来讲，人称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的奉系，其实不算北洋的圈内派系，充其量跟北洋集团关系密切。与辫帅张勋一样，都属于北洋集团的支系。

但是，即使是北洋军，也跟西方语境里的据武割据、拦路抢劫的warlord，有相当大的区别；跟古代中国乱世割据的军阀，也大不一样。晚清一干投笔从戎的人物，尤其是大批出身国内外新式军校的学生，其实相当一部分是有志爱国的青年。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投身新军，是为了寻出路，给自己找个更好的饭辙。但如果不考虑饭碗问题，还必须承认他们是晚清梁启超、蔡锷等人鼓吹的尚武精神的体现者，身体力行地改变传统士大夫重文轻武的积习，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出身世家，并无饭碗之忧。弃文从武，为的无非是富国强兵。不仅接近同盟会的陆军学生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如此，跟立宪党人走得近的蔡锷、唐继尧等如此，连一些北洋军人也是如此。段祺瑞、冯国璋和吴佩孚等人，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后两人还是文秀才）投笔从戎的。

我们不能说，南方参加革命的新军士兵，当兵是为了救国，而北洋军人就个个是头脑冬烘的木头人。晚清的新军，无论北洋还是各省的，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他们对于近代政治，都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在他们中的某些人看来，像他们这样的新式军人，对于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洋时期，当家的武夫，会如此在意共和政体的某些基本原则，尊重民众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当然，他们也相当在意与此相关的道义和名声。不仅对制度的尊重属于道义名声的一部分，而且事关民族主义的声誉，更是他们自身合法性的组成部分。一旦某个集团在这方面被公认有亏，那么，这个集团离下台就不远了。袁世凯的垮台，不是因为讨袁军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是他在制度坚持和民族主义两方面都声名大损。“五四”之后，我们看到，貌似强大的皖系集团，也在这个方面吃了亏。

事情要从北洋集团的分裂说起。但凡一个集团，规模大了，都会在内部形成派系。袁世凯尚在之日，人们已经在传有直皖之分。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淡泊名利，凡事不乐出头。冯国璋和段祺瑞则不相上下，同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冯国璋是北洋军中的秀才，少见的文生，而且真正打过硬仗的人，也是他。辛亥革命时，袁世凯被起复，北洋军进攻武汉三镇，指挥官就是冯国璋，对手是革命党中号称知兵的黄兴。开战的结果，革命党人败绩，三镇丢了两镇。如果不是袁世凯要跟清廷和革命党两面讨价还价，第三镇武昌，说不定也保不住。更早些，冯国璋和段祺瑞一起考统制（师长），也是冯先过关，而段则需要袁世凯打通关节才过关。

可是，比较起来，袁世凯却更喜欢段祺瑞些。因为冯国璋不懂政治，而段祺瑞则对政治更敏感些。辛亥年，冯国璋在前线卖命，段祺瑞则领一群北洋将领，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捍卫帝制。清廷和革命党两边吓唬，逼得清廷退位，也逼得革命党人乖乖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送给袁世凯。在南北谈判期间，除了南北方的正式代表在谈，段祺瑞也派了自己的代表跟黄兴代表谈，可谓武人中的政治家。后来老袁想要做皇帝，外间都嚷嚷翻了，却还瞒着冯国璋。冯国璋上门来问，还是不说实话。但对段祺瑞，老袁却没法这样蒙，也不能蒙。虽然袁世凯特别希望段祺瑞拥戴他，但是段祺瑞对于帝制，明确表示反对，宁可陆军总长不做了，也不肯顺着。事实证明，段祺瑞的选择是对的，在政治上，比冯国璋的首鼠两端，含含糊糊要略胜一筹。

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人称段合肥。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人称冯河间。但段合肥的名头显然要比冯河间响，原因是中国上流社会固然对冯、段褒贬不一，但在人们心目中，段的分量要重得多。日本人也一直看好段祺瑞，对冯国璋没有好印象。尽管如此，冯、段之间，依然积不相能。北洋集团中，有人跟冯走得近一点，被人称为直系。有人跟段走得近一点，被人称为皖系。当然，不是直隶人必然属于直系，安徽人必然属于皖系。北洋旧耆陆建章和他的侄女婿冯玉祥都是皖人，但却跟段祺瑞视同水火。

而且，必须指出的是，早年的直系、皖系，其实跟戊戌变法时期的帝党、后党一样，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齐锡生先生根据军阀集团成员和首领的人际关系等级，对军阀派系进行了派系分析。结论无疑是精辟的，但应该主要适用于直皖战争，北洋团体分裂之后。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家的那四年里，由于段祺瑞几乎是北洋系统所有军校的总监（校长），所以，所有的北洋军官，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北洋系统出身者，至少在面子上，对段祺瑞都会保持一定的尊敬和礼貌。直皖战后，直系大胜，但却不肯通缉段祺瑞，段祺瑞也在兵败之后，不打算逃走，就待在北京直系的眼皮底下。

跟南方和西南军阀相比，北洋军阀相对比较土气，留洋的学生较少。而相形之下，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这种状况就更突出，留学生在里面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地。而直系的一翼冯玉祥的部队更土，连国内军官学校的学生都很少，军官只用自己带出来的学兵连的人。这样的结构，具有相当的封闭性，似乎很有利于内部的凝聚。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J.内森说的那样，中国军阀的派系都是围绕私人关系形成效忠结构。这对于某个规模小的集团，是合适的，比如曹锟、吴佩孚的集团，彼此按私人关系结成团体，相当牢固。但对于北洋系没有分裂之前的状况，就未必合适。那个时代的私人关系，往往非常复杂，北洋内部就更复杂。跟某个头目人物走得近，不见得就会跟另外的头面人物公开疏远。头面人物之间，也往往难以撕破脸皮。

正因为如此，尽管段祺瑞和冯国璋闹矛盾，冯国璋做代总统，段祺瑞仅仅是内阁总理，但冯却始终处于下风。冯对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不满，自己在北京手里有一个师护卫，却始终不敢公然表示反对，连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都不如。冯只能暗中指使亲他的长江三督，时不时不痛不痒地捣一捣乱。实在受不了，想要逃出北京，在安徽被倪嗣冲截下，一枪没敢放，硬话没说一句，只好乖乖回来。眼睁睁看着段祺瑞另起炉灶，组织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选出徐世昌做总统，自己规矩地下台，回乡养老。而长江三督之中，坐镇武汉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对武力统一根本不敢反对。大军过境，南下湖南，他乖乖地为人做后勤。

北洋集团，在那时内部自称为北洋团体，讲传统，讲礼仪，讲辈分，有时也讲点团结。在北洋第一代人那里，尽管彼此面和心不和，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但真要撕破脸皮，还真有困难。直到1919年底冯国璋故去，冯、段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破裂。尽管段家的党羽，在五四运动中对冯很是猜忌和防范，总疑心运动是冯国璋搞的鬼。在丧礼上，老段却哭得像泪人一样，让人看了好生感动。时人记载：

当冯氏入殓时，合肥（段祺瑞）首先趋视，抚棺恸哭，观者莫不动容。……行礼时，痛哭失声，涕泗横流，几不能仰视。其悲伤状况，与祭人员，举奠之及，人皆怪之。

撕破脸皮，乃至刀兵相见，是第二代的事儿。也可以说，到了北洋第二代人手上，才有真正的分裂，才有真正的直皖之争。美籍华人学者齐锡生认为，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的成员，还是倾向于维持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以保障集团对国家的统治。督军团的出现，以及两次督军团的徐州会议，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北洋集团想要以集体的努力，维持团体团结的一种尝试。

曹锟，人称新直系，因为他是直隶保定人，当兵前，是保定的布贩子，一个带点傻气的闲汉。曹锟在北洋集团中，属于资历稍浅的第一代人。在冯、段纷争的时候，一向骑墙，不站在任何一边。相对而言，跟段祺瑞走得还更近一点，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复辟，曹锟是第一批响应的人。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南征，尽管人说是用了副总统做诱饵，但毕竟曹锟所部是其中最卖力的一支部队。打下湖南之后，分赃不均，矛盾才起。即便如此，曹锟一直也没跟段祺瑞红脸。吴佩孚抗上，高喊和平，公然跟段祺瑞唱反调，曹锟还总做出一种不知情的样子，装模作样要加以训斥。

所谓的直皖之争，转机在第二代，激化也在第二代。最先坏了规矩的，是皖系的人。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徐树铮是其中之一，为别于徐世昌，人称小徐。小徐为人，好权谋，敢作为，经常独断专行，计诈并出，敢为人所不敢为。在袁世凯时代，就很招人恨，连袁世凯也不喜欢他。段祺瑞做陆军总长，选小徐做次长，老袁就不高兴。但是，小徐却深受段祺瑞的信任，无论他做了什么，段祺瑞都给他兜着。

段祺瑞的最大毛病，就是不会用人。段芝贵曾经走奕勖父子的后门，送女伶给奕勖儿子载振，买到黑龙江巡抚，举国臭名远扬。但是这样在清末就声名狼藉的人，偏能得到段祺瑞的重用。张敬尧这个饭桶将军，贪财好货，所带的第七师，军队纪律极差，走到哪里臭到哪里。也是段祺瑞的宝贝，宁可得罪吴佩孚，也要把湖南督军给他。但是，段祺瑞有一个好处，用人绝对不疑，放开手用。他用的人，捅了娄子，即使他事前并不知道，也会自己把事顶下来。敢担责任，或者说瞎担责任。跟段祺瑞相当熟悉的名流徐一士，说段祺瑞“盖果于用人，己唯主其大纲，不必躬亲诸政务，亦其素习然也；唯责任则自负，政治上无论成败，从不诿过于下耳”。

在徐一士眼里，段祺瑞有很闲逸的一面。喜欢在家里跟清客下棋，却不喜欢在办公室公干。还特意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段祺瑞做边防督办的时候（实际上是北京政府的太上机构），国中大事，均决定于这个衙门，连内阁都得给他做汇报。但段祺瑞却不常去，“处中事务，向委僚属处理”。一日雪后，段祺瑞在街头散步，走到边防督办处附近，顺便走进去看看，结果遭到卫兵的阻拦和呵斥。从人亮明身份，才得以进去。进去之后，诸多要员以为有什么大事，一起来见。结果，段祺瑞说，我只是来闲游而已，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闲逸，后来让段祺瑞吃了很大的苦头。他发现，他不得不不断地给小徐背书。

在皖系当家的时代，小徐有两件事做得非常失策。一是把持第二届国会选举，玩手段算计原本的盟友文人集团研究系，使其在自家精心设计的国会选举里大败，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知识界盟友。第二件是擅杀北洋耆老，资格跟他主公相若的陆军上将陆建章。陆建章固然总跟段祺瑞捣乱，但毕竟是北洋老人。按北洋系的伦理，辈分必须尊重，即使闹翻，也不能对本人及家属动刀子。大家见面，面子上都得过得去。小徐把人骗来，一枪就给毙了，别说审判，就连请示都没请示一下。虽说在小徐看来，陆建章可恶至极，但北洋团体的规矩和传统，也因此而被破坏了。

这两件事，老段当初未必知情，但事情做出来了，却只好替小徐顶着。段祺瑞的智囊之一，后来接替曹汝霖做交通总长的曾毓隽，回忆徐树铮枪毙陆建章之事时，有这样的描写：“徐树铮枪毙陆建章后，他的副官长李某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向我报告这个消息。我向段（祺瑞）报告。段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万状，瞪目半晌，才说出话来：‘又铮（徐树铮的字——笔者注）闯的祸太大了！现在这样罢！你先到总统面前，探听他的口气如何。你就当我还不知道。’我便到了总统府，冯见我来，不等我开口，就先问我；‘你是为了又铮的事情来的吗？’我说：‘是。我来请示总统，这事怎么办？’冯说：‘又铮在芝泉（段祺瑞——笔者注）左右，一向是为所欲为，今天这事未免太荒唐了。所好是责任内阁，你回去告诉芝泉，他怎么办，我就怎么用印好了。’”显然，此时的冯国璋已经想开了，放手让徐树铮去坏规矩，得罪人。得罪的人多了，皖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段祺瑞的事，有一多半坏在徐树铮身上。显然，像这样坏规矩的事，让小徐做了初一，自然就会有人做十五。做十五的人，就是吴佩孚。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出身很苦，但很早就进学做了秀才。此人性格很夸张，但却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没有在家乡走读书科举的路，是因为不满当地乡绅请戏班子演“淫戏”，而大闹人家寿堂，得罪了人，不得已离家出走。万般无奈，做了“粮子”（士兵）。秀才出身的军官，在北洋系非常少，一直也得不到重用。吴很早就碰上了段祺瑞，但段却死活看不上他（后来，段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吴佩孚后来跟了曹锟，偌大年纪，还在当副官长，所谓马弁头。如果不是留学出身的汤芗铭看上了他，要跟曹锟“借赵云”，吴佩孚恐怕一直都没有机会出头独当一面。

在北洋军人中，吴佩孚是个有政治理念的人，一边是带有理学味道的儒家伦理，一边是模模糊糊的达尔文主义。因此，在高唱“五常八德”的同时，却不肯附和帝制。清末和民初的国家危局，往往会刺激有志之士的民族主义神经，把情绪集中在爱国主义上。吴佩孚也不例外。民国期间，很多清末时有志报国的军人沉沦了。把军装换成了马褂，战马换成了八抬大轿，自己变成了抽大烟、讨小老婆、刮地皮的军阀。但是也有些人没有消沉，一直想有所作为。吴佩孚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多年的压抑只能使得他的野心更加勃勃。

出身秀才的他，在某些方面其实跟多数晚清时节的普通读书人一样，经历了自身价值和命运被冲击的动荡。作为军人，尤其是中国军事现代化成果——新式军队的军人，又经历了实力不如人的命运嘲弄。跟同袍不一样，吴佩孚参加过日俄战争。这场曾经令中国知识界很兴奋的战争，给他的体验完全不同。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也见识了现代战争的场面，同时还体会到中国军队和日本的差距。尽管他的日本同事对他不错，但他对日本却充满了敌意，大概是感觉到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以及看出了作为军人时中日之间的差距。

凡是有志向的人，大抵有点本事。多年的行伍经历，使吴佩孚在练兵方面很有心得，这一点，似乎只有冯玉祥和孙传芳可以跟他有一比。因此，他带的兵，战斗力要比同时代多数军阀要强得多。在后来的混战中，吴佩孚因此得了常胜将军的名声。按他的本意，不见得乐意入湘打内战。但恰是这个内战使得曹锟放手让他统率第三师——一个北洋六镇之一的基本部队，吴佩孚从此有了可以说话的本钱。一上任，就撤掉了资历比他还老的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换上自己的夹袋中人。从此，第三师成了他的部队。吴佩孚驻扎湘南，一面向北京政府要钱，一面也就地征税，同时享用湘桂军方面来的钱，招兵买马，大力度扩充实力。

另外，由于跟湘军罢战休兵，暗中往来，吴佩孚得以交接两个毕生的朋友，一文一武。文者张其锽，系湘军统帅谭延闿的进士同年，也是好朋友，民国有名的才子。因参与吴佩孚与谭延闿之间的穿针引线，两人结为金兰之交。此后，张其锽便成为吴佩孚幕中文胆，吴佩孚好多脍炙人口的文告，据说都是出自他的手。吴佩孚比张其锽要年长，但始终对张尊称为省长（张做过省长），毕恭毕敬。而张其锽则对吴佩孚患难相从，直到1927年大败入川，路上中了土匪的埋伏身亡。

武者赵恒惕，是湘军将领。当时残余湘军的统帅虽为谭延闿，可谭是文人，脾气极好，人称“谭婆婆”，但领兵打仗是不行的，幸亏手下有员战将，这就是赵恒惕。赵恒惕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系谭延闿最信任的将领，时为湖南第一师师长。虽说湘军粮饷不继，缺兵少械，但北洋军除了第三师之外，剩下的还都惧赵将军三分。凡交手，负多胜少。吴佩孚眼看着，张怀芝20个营的生力军，在赵恒惕千余湘军面前，一败涂地。吴佩孚和赵恒惕惺惺相惜，从此订交。两人后来虽然政见各异，但交情却一直不断。1924年直奉大战，吴佩孚大败南归，人人避之唯恐不远，只有赵恒惕收留了他，让他带着残军，在岳州依旧做他的大帅。

有了本钱（实力和战功），又有委屈（没拿到湖南督军）的吴佩孚，就可以自行其是了。吴佩孚的崛起，形成了北洋系分裂的第一道裂痕。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五四”，直皖之间刀兵相见，还没那么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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