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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刍议（第1页）

“人民日报70年文艺评论选（..）”！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刍议

姚雪垠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涌现了大批中青年文学新人，其中有一些是较有才能的作家；二是每年有数量很多的作品发表或出版，其中有不少比较好的作品；三是文学刊物的数量非常多，为五四以后半个世纪所梦想不到。

然而，我们在肯定这种繁荣现象的时候，不应该忽略了近年文学创作界和理论界出现的消极面，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有一些人愈来愈背离了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所必须维护和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二是有一些人抛开了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光辉传统。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不能分开的。三是有一些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原则，锐意向西方各种现代文艺思潮膜拜，盲目引进、鼓吹和学习，名之曰大胆开拓和勇于探索。四是由于我们有关文艺领导部门对中青年作家放松了思想教育，放松了应有的严格要求，不提倡正当的批评风气，于是十年内乱后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也影响到作家队伍。单从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说，近几年出现了两次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浪潮，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个浪潮是所谓“通俗文学”热。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特别讲到了文艺的普及和提高问题。解放以后，我们继承了苏区和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对于通俗文学一直是重视的。但是近几年的所谓“通俗文学”浪潮却是另一种性质。它是以赚钱为目的，以庸俗低级的内容和趣味，也就是以淫秽、凶杀、武斗、迷信、离奇荒诞的故事腐蚀群众，与严肃的文学争夺读者，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墙脚，名之曰为群众服务。这一股浪潮是封建文化糟粕的沉渣泛起与香港一部分消极文化沆瀣一气。然而有人竟然写文章大加鼓吹，说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不行了，“通俗文学”重新开辟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新道路。实际上，不管从内容说，从艺术说，近几年流行的所谓“通俗文学”热和“传奇文学”热，对五四新文学传统说，是暂时出现的一股逆流。

第二种浪潮是所谓新“崛起”的各种现代文艺新理论和创作道路。在理论方面或公然或隐晦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作用，否定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传统，甚至抱着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我国三千多年古典文学的光辉传统，反而不顾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热衷于向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现代流派学习，甚至于连西方已不再时新的糟粕，也视若珍宝，企望以此来代替我国的革命文学传统，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道路。

在这些新“崛起”的同志看来，只需要个人的创作自由，不要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创作自由。他们不讲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两个服务，而大讲超越现实，超越阶级，超越社会，超越时代，超越自我，或者提倡淡化主题，同现实拉开距离。不提倡写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也不提倡健康的人生观和高尚的理想，而提倡写孤独感和失落感。这里所反映的世界观和文艺思想是同社会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所以由这样一些同志所掀起的新浪潮，不承认深入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不承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意义。

我决不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的文学创作方法，但是如果作家要正确地、深刻地反映生活（包括历史生活），塑造典型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最根本的创作方法，掌握了这一根本方法，然后再吸收一切有用的创作方法。离开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础，跟着西洋现代任何流派走，创作决不会有重大成就。可是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再提了，认为过时了，甚至有的同志竟然将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关于写人物的美学原则说成是机械的环境决定论，予以否定。由于不再强调深入生活和反映现实，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传统，不再谈文学的社会效益，加上一部分作家不肯在思想和理论修养上下功夫，对自己做较高要求，于是在被庸俗的通俗文学一派称为“正统文学”中，一些不该有的现象出现了。我试举以下几个现象做例子，请大家予以深思：

第一个现象是赤裸裸地描写性生活、性心理的作品愈来愈多了。连男女中学生的性心理也成为文学的时髦题材。原来，在三十和四十年代，我们的进步作家和理论工作者，他们从事文学活动不是为着金钱，不是为着迎合读者中的庸俗趣味，而是为着反帝反封建斗争，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的进步作家，没有人讲什么超越现实，讲什么淡化主题。作家们在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以笔作武器进行斗争，宁肯遭受国民党的迫害、逮捕、监禁，甚至杀害，坚定地战斗，总是保持着铮铮铁骨，志节不移。在抗日战争中，进步作家们都是救亡战士，以他们的作品唤起群众，鼓舞斗志。当时的作家虽然成就有大小不同，但是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说当之无愧。如今有些通俗文学作者，以庸俗低级的趣味麻醉读者；有些原是写严肃作品的作家，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空气中经不起考验，转而赤裸裸写性心理和性行为，腐蚀青少年读者的心灵。试问，这些同志，对青少年的思想品格教育负责了吗？

在去年下半年，许多人曾经预测今年是性文学年，许多刊物竞相组织稿子。由于党中央及时做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决定和措施，将这一股歪风邪气压下去了。五四以后的几十年间，不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作家们没有人赤裸裸地写性生活、性心理，连新月派、第三种人，甚至鸳鸯蝴蝶派，与我们不同道路的文学阵营的作家们也不写。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有一位研究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博士名叫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大大出名，随即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但今天写性文学的作家，处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有的是共产党员作家，而热衷于为他发表小说的报刊和出版社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这种现象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思吗？

第二个现象是脱离生活、违背生活随意编造。文学作品应该深刻地反映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文学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对于写生活，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些创作经验中也包括了许多外国杰出作家的经验。可是我们当代有些作者不重视、不学习这些经验，偏要盲目地移植和摹仿西方某些作品的写法，于是，随意编造的作品多起来了，甚至有的作品把古代人、现代人、外国人、中国人乱七八糟地混到一起，既不能反映现代生活，也不能反映历史生活，既不能反映中国生活，也不能反映外国生活，是既无艺术性又无思想性的十八扯，河南话叫作“胡闹台”。我们正在进行法制教育，而有的作品却在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理由下，为谋害他人生命者开脱罪责。对这样的作品，我们有些报刊乐于介绍和吹捧，这反映出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社会主义文学的观念十分淡漠了。

第三个现象是丧失群众观点，背离了大众方向。最近几年，一部分诗人写出来的诗使读者读不懂了，理论家写出的理论文章使人读起来如堕五里雾中，最奇怪的是，小说也令人看不懂了，甚至连断句标点也不用了。单以小说的语言问题说，我不妨谈一点历史常识。我国的近代小说，起源于宋、元说话人的口头小说，他们使用的底本叫作“话本”。到了元明之际，产生了两大长篇杰作，即白话的《水浒传》和用通俗文言写成的《三国演义》。明代中叶出现了《西游记》和《金瓶梅》两部长篇杰作，而后者使用了更为大量的群众口语。晚明出现了数量很多的白话短篇小说，继承宋、元“话本”而完全发展成熟，其中有一些是光辉的不朽之作。到了清代，出现了许多白话长篇，而《红楼梦》被视为世界古典小说的一座高峰。从宋元“话本”到清代的长篇白话小说，以及清末民初的白话小报涌起，可以看出来两个道理：一是小说起源于人民的口头文学，还要回到人民中间；二是五四前将近一千年白话文学的发展，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雄厚的历史基础。

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初，从封建文化阵营中站出来的著名的古文家林琴南，反对文学革命，认为白话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不能登大雅之堂。随后又有学衡派反对白话文学，认为文学只应归少数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享受，与大众无干。当然，白话文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林琴南和学衡派很容易地被打退了。

然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白话文学运动不但受到封建文化势力的干扰，也受到殖民地文化势力的干扰。白话文体的欧化倾向很快地严重起来，破坏了祖国语言的纯洁性，也脱离了一般群众，当时被贬称为“欧化文”或“新文言”。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随着抗日救国的新形势的出现，从国民党反动阵营中提出来尊孔、读经、恢复文言的口号和活动，而革命阵营则于1933年发动了大众语问题和简化汉字的讨论，同时提出了大众语文学问题。鲁迅和瞿秋白都参加并领导了这一运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这一运动也体现了文学是发动、团结和教育广大革命群众，打退反动势力进攻的重要武器。但是由于作家的生活限制，在大众语问题讨论后的数年中，只有极少的作家能够提炼大众的口语创作小说。延安整风之后，大批作家开始同解放区和游击区的革命群众打成一片，或者新作者从群众中涌现，于是文学语言普遍地发生变化，用朴素生动的群众口语写作成为新的主流。作家在语言问题上负有两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是使文学面向人民大众，二是纯洁和提高祖国的民族语言。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方言复杂的国家，用普通话统一全国语言，是全国教育界和文化界必须担负的历史任务。作家既不能置身事外，更不应背道而行。

以上是我顺便谈到的历史常识，我们怎么能够想到，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经过近70年，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时代，竟然会出了一些作家将自己看成少数精神贵族的反常现象？是进步呢还是大大地倒退？

文艺界因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问题很多，我今天不一一列举。现在大家必须认真考虑的是，我们发展文学的方向道路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必须考虑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道路必须和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发展道路相一致，而不能与之背离，不能有第二条路。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发展的文学也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我很赞成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上的开拓精神和探索精神，但必须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开拓和探索。我们都熟知一个朴素的道理：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或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我们要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文学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必须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适应，必须能够起积极作用、促进作用，而不能起消极作用，更不能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墙脚。

第二，指导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进行创作的理论是同我们的哲学一致的。五四以来的数十年实践经验证明：好作家应该有好的思想，革命作家应该首先是革命的人。今后，为着加速经济建设，我国必须更加向外国开放；为着保证社会主义的航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理直气壮地同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各种思想流派和文艺思潮做斗争。我深切希望全国文艺界，尤其是中青年作家们，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同志要加强学习，曾经学过的要重新再学习，同时，改造我们的学风和不健康“士风”。大家都做当之无愧的灵魂工程师！

第三，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方法应该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导。确立了这一主导性的创作方法之后，其他流派的创作方法，凡是有积极意义的都可吸收。我们对外国文学决不是闭关自守的，但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土壤，并且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体，这两条基本原则不能有丝毫动摇。所谓全方位地引进和学习才是开放，全是谬说。过去，是我们自己用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糟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我们要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指导下发展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鲁迅所开创的战斗的现实主义道路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在今后的复杂的思想斗争中会越发显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为着区别于古典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我认为还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称为好，涵义比较准确。

第四，中国当代文学必须是面向大众和属于大众的。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任何作家，不论成就大小，都不应该目无群众，背离群众，自认为是高踞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作家不应该为任何自私的目的而写作，也不应该只为周围的极少数人的捧场而写作。文学作品在语言方面的大众化，思想感情的进步性，必须兼顾。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学的面向大众就是文学的普及功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截然互相脱离的。“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的经验，有些文学名著，既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也是最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作品，差不多泯灭了普及与提高的截然界限。尤其是处于在“延座讲话”时尚未出现的当代文明的条件下，一部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小说，通过广播和改编为各种文艺形式，得到持久性的空前普及，远远不是那一类格调不高的所谓的“通俗文学”的作品可以相比。近几年曾经暂时泛滥的所谓“通俗文学”，只是一时重新泛起的封建文化的腐朽沉渣和香港的消极文化的合流，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大众方向。

第五，要提倡社会主义文学的中国气派。我们不管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或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走我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文学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当然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我们之所以重视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中去，也就是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察了“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实际经验，结合当时延安和解放区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文艺创作问题，产生了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也是一次重要发展。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就提出来共产党人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他在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中国化而言的，所以他的立论根据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也就是在这篇报告中，他提出来“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了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问题明确地指出来：“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毛泽东同志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远在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的左翼文艺阵营为着探讨文艺的大众方向提出来旧文艺形式的利用问题，即当时所说的“旧瓶装新酒”的问题。这是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滥觞。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相继发表之后，引起了进步文化和文艺界的极度重视，于是国统区的大后方掀起来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继续了差不多三年之久。从讨论的结果看，理论的成就不高，但从新文学的发展看，提出来这样的问题，曾经产生了深远影响。理论收获之所以不高，主要原因是参加讨论者有的根本缺乏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有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遗产缺乏研究，而更多的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民族气派”一词的丰富涵义，机械地理解文学的形式问题。当时我所认识的参加讨论的重要人员，有的同志提出来抛弃五四新文学传统，另外从继承民间文学开始，实际上他并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和现代的文学发展历史；有的同志认为作家只要拥抱生活，深刻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完成民族形式，实际上是取消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实质上是中国气派问题）的探讨和追求。

抗战期间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虽然在理论上的成就不高，但是它打开了文艺界许多作家的思路，从此以后，在创作实践中探索民族形式的大有人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但是什么是文学上的中国气派，如何追求中国气派，是一个比较复杂而深刻的理论问题，我今天不能详谈。

当前为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我重新提出来“中国气派”的问题，请大家重视和讨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性质不能改变。中国有10亿人口，有数千年的文化，有三千多年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学传统，有以鲁迅为奠基人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实际经验相结合的文艺理论，即我们应该在坚持中继续发展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这就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具体条件，也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深厚土壤。只有带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国内才能够做到为人民“喜闻乐见”，在国际上才能够大放异彩。近几年我国文艺理论界和创作界少数同志盲目地向西洋现代流派学习所造成的混乱现象，必须终止，不应该让“全盘西化”论首先在文艺领域打开缺口，占据滩头阵地。我呼吁：要赶快端正我们的社会文艺的发展方向，端正我们的文风，端正我们的学风，端正我们的“士风”！

（1987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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