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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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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不比别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价值。如果没有这样的追求，让现在的我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写一些特别学术的文字，如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肯定是不干的。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虽然说，我这个人研究历史，或者说琢磨历史，没有科班出身的人那么多界限，经常在晚清和民国之间跳来跳去，东捞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条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没有家法，也就没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对于“五四”，我却一直没有热情，相关的史料也摸过一点，但兴趣就是提不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一个成见，认为“五四”跟太平天国一样，下手的人太多，大鱼早都捞没了。

事情的转机在2005年下半年。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学期的课，每周一次，时间空得很。因此，我跟那里的有关人士混得很熟，包括《二十一世纪》杂志的编辑黎耀强先生。等我回内地之后，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不知怎么想起要找写“五四”的稿子。然后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劝诱我写“五四”。我说，你就是喜欢在内地找人，内地史学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几个，怎么会找到我的头上？他说，别的人路数我都熟悉，能写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就可以估计出来，唯独你可以写个跟别人笔下不一样的“五四”出来。这么一来二去，人都是喜欢被恭维的，我慢慢就动了心，开始认真做这方面的研究，摸史料。

摸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别看“五四”研究者甚众，著述甚夥，但从周策纵、彭明起，大家关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后就是文学，说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几位。即使写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纵和彭明，也较少涉及这场政治运动的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台湾的吕芳上，谈到了“五四”跟国民党的关系。但是，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被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像都是一笔糊涂账。

所以，我的兴趣来了，感觉还是有空子可钻，有鱼可捞的。

等到我下决心，真刀实枪开始钻空子或者说捞鱼的时候，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光资料收集，就把你累得半死。还好，一些喜欢历史的学生，帮了我不少的忙。但真正操练，还是得你自己一点点做。心情时好时坏，干劲时小时大。就这样，陆陆续续做了四年。直到2009年岁末，才初步有了眉目。

这期间，经历了五四运动90周年，出人意料，官方居然不热，好在民间还是小热了一回。大概有些热心人痛感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传统主义者要回归传统，制礼作乐；自由主义者要寻找历史资源，建构中国式的制度理论。大家回顾历史，翻库倒货，把坏账都算在了“五四”头上。我正在看这方面的史料，虽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现在的文化状况，其实赖不到多少在“五四”头上。余英时先生说过，他跟陈独秀和胡适先生是同乡，“并且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我在离陈独秀的出生地（怀宁）只有六七英里远的一个小村住了八年（1937—1945）。陈独秀我只听说过一次，那是指责他——后来我发现这指责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我也曾在邻县桐城住了一年（1945—1946），桐城派文学已遭‘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们，特别是钱玄同（1887—1939）的批判，但在那里我仍被鼓励用古文写散文和诗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阳这些大城市，我才开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论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1946—1949），就我的记忆所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偶像崇拜的反传统主义，都没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经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运动或者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多大。”

其实，多少了解一点“五四”以后历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或者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其实不是通过“五四”，而是通过后来的革命发生的作用。但这种革命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可以说，即使没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样有这样的结果。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延伸到落后国家，这是一种趋势，很多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运动的国家，一样发生了革命。“五四”对于后来的革命，仅仅能说部分地催生出一点“左倾”的意向。即使这个意向，也受到另一种意向——全盘西化的平衡。

最终革命闹起来，而且成功，中间有着太多的因素，“五四”这根火柴跟后面的燎原大火之间，不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不管怎么说，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已经通过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从结构上改变了。最大的变化是，让1949年前的余英时先生写古文的农村环境，如果不能说荡然无存，也所存无几。中国社会，读过“老书”（某些传统犹存的农村，对文言文的说法）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很多地方，可以说是孑孓无存。严格地讲，尽管“五四”后白话文的教育开始推行，但1949年之前受教育的人，还都是读过“老书”的。令传统真正失落的，还是革命和后来的政治运动。

当然，在有些人看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政治事件，对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干扰，但这场政治运动，对于教育和文化的改变，其实影响相当得大。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寥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喜欢，但毕竟是一场没有多少人理睬的文明戏。只是到了1919年之后，这场文化运动的声音才被放大出来。政治运动过后，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才成了气候。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白话文被学校接受。中国的大学也就是在“五四”之后，才真正像个样子。西式的学科分类体系，在“五四”之后，才算真正在中国扎根。五四运动过后，当时中国的教育家蔡元培、蒋梦麟，都曾担心获得胜利的学生，会因此而心浮气躁，荒废了学业，转而投身政治。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学生是有的，而且数量不少。20世纪中国的革命家，无论左和右，基本上都是“五四”青年。但是，大部分参加运动的学生还是回到了书斋，或者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轨道（曹汝霖后来的续弦夫人，也是“五四”青年）。中国的大学，因为这些追求学问的人，沿着蔡元培开创改革的道路，越走越远。蔡元培之后的教育家，无论梅贻琦、蒋梦麟，还是张伯苓，甚至黄炎培、陶行知和梁漱溟，其实论教育的创新和实践，贡献都比蔡元培要大得多。

说也奇怪，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此前在新文化运动中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学生，就会自动放弃原先的追求，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下面抵制日货，将不肯服从的商人们的自由剥夺，逼他们交出货物，不服从则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对他们来说，这样做，并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一个是小我，一个是大我，后者事关民族大义。运动过后，一部分从此走向政治的青年，同样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投身革命。实际上是基于1917年新文化运动同样的理由，全盘接受另一种西化——革命的西化。

“五四”之后的中国政局，西化和激进，成了主基调。即使国民党上台，一个不喜欢“五四”的半传统主义者蒋介石当家，这个趋势也没有停止。袭承打倒“孔家店”传统的学生，大演孔子的糗事《子见南子》，孔家人告状告到蒋家政府，即使得到孔祥熙的支持，也没有把支持演戏的曲阜师范校长怎么样。受到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支持的卫生部长，居然下令废止中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吁落在实处。逼得全国的中医团结一致，闹起了一场大的群众运动，才算让卫生部收回一半的成命。实际上，民国时期的中医一直处于妾身未明的状况。学界的传统主义者，陈寅恪、钱穆、马一浮等人，靠着自身的学问，和国府中蒋介石的支持，他们才在国学的名目下争得了一席之地。但就总体而言，学界的天下，依然西风猎猎，包括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化。只是，即使最激进的西化论者，也没法在学术和教学过程中，真的把传统抛弃。

这样的“五四”新传统，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中国，其实荡然无存。吊诡的是，革命后的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把“五四”捧得很高，但“五四”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不仅德先生、赛先生不见了，连新文化、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当年新文学的健将，不是三缄其口，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来。而在1949年后的台湾，“五四”的地位很低，没什么纪念，但那里“五四”的新传统却还在。当然，“五四”之前的老传统，也在。现在的人们动辄谈论台湾的雷震的遭遇，唏嘘不已。但是试想一下，这个雷震如果生活在大陆，命运将会怎样？

五四运动的发生，国人委实有点身不由己。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日本人的乘虚而入，后来也不至于有山东问题。当然，也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才有了参战之争，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协约国一边，最终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名义，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大勋章。但是，恰因为这空头的胜利，让国人兴奋不已，结果到了巴黎和会，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那块砧板上的肉。所谓战胜国，无非担了空名。由热及冷的落差，引起国人的大愤怒。自我检讨的结果是，段祺瑞集团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了罪过——当然，的确也有可罪之处。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面，弄臭了皖系，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因此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北洋军阀分裂，直皖开战，皖系倒台。

在民族主义的喧嚣面前，运动走向胜利，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几位留学日本的文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喧嚣，也导致了舆论和青年向左转。就那么巧，运动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这边苏维埃俄国站稳了脚跟，想要寻求突破，打破孤立，于是接连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宣称要放弃一切在华特权，而且要把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去的一切还给中国（掠去的实在太多了）。这样令国人喜出望外的宣言，跟巴黎和会上的屈辱，恰好形成过于鲜明的对照。连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孙中山、陈炯明，甚至吴佩孚都一时难以抵挡诱惑，更何况一腔委屈的青年学生？

“五四”过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停下脚步，出于群众运动的缘故，转向了社会改造。我们看到，无论教授还是学生，大家都在面向下层。教授做俗文化、底层文化的研究。而学生则从平民演讲，走到平民夜校。进而进行社会改造的实验，引进新村主义，办工读互助团，甚至给自己设计一个乌托邦的菜园子。这样的尝试，不仅得到北大教授如周作人辈的引导，而且连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给予支持。

就这样，“五四”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也推了一把。但是，中国最终走到今天，原因其实很多，“五四”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也可以说，即便如此，“五四”本身却没什么过错。说到底，自古以来，只要国家有了这种危难（至少当时人认为，山东丢给了日本，中国也就亡了。他们当时忘记了，山东在日本人手里，已经有好几年了），学生都会这样做的。“五四”人的榜样，就是北宋末年起来抗争的太学生，这些太学生的领袖陈东，经常被“五四”青年在游行的时候抬出来自况。他们的精神，古代时称之为什么，实在不好说，而在“五四”时期和现在，人们称之为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个有魅力的东西，不仅军阀的政争，谁占了民族主义的制高点谁就胜利，就连后来一部分“五四”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推行共产主义革命，民族主义也是契机和动力。尽管在欧洲，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祖国的。可是在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最终，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造的结合，生出的，居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红色革命。

当然，我的“五四”研究，也有很大的遗憾。“五四”期间，上海十几万工人的罢工，我明知道不是由学生鼓动的。而且，我还看到许多学生劝说工人不要罢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响在沪的西方人生活的电车、电话、电报以及铁路工人的罢工，是学生特别不希望的。虽然，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上海的帮会正在分化整合过程中，但是上海的工人，却基本上很少有不在帮的。上海的工人有地域之分，有层次之分，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帮，虽然分属各个不同的帮会，但不在帮就很难立足。

事实上，“五四”之后，中共开展工人运动，还是得借助帮会的帮助，否则工作就难以开展。我也在“五四”期间筹备工会的露脸名单上，看到了诸如闻兰亭、卢达夫、刘聘卿这样的知名帮会中人的名字。也在后来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这些“工人团体”中发现后来露脸的何长发、王小福以及陆兰亭、杨金荣、汪根生、李桂标这样一些帮会中人的名字。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名字相同的人就是帮会里同姓名的人。尽管看上去近在咫尺，但就是差那么一点。

五四运动的健将之一，当时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他在上海，跟这些工人团体有过接触。其中我提到的中华工业协会，他还在里面做过短时间的总干事。他说，这个协会号称有过万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是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因同帮的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

如果这些大名头的工人组织，是帮会办的，那么，这些组织应该只是些招幌，真正组织动员工人的机制是什么？帮会在罢工中是怎样工作的？海外汉学著作《上海罢工》中，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好些罢工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背后的组织者，也是杜月笙。那么，当初“五四”的罢工，是不是就是此后一系列罢工的预演？

我也知道，帮会尽管属于第三社会，但却一直热衷于洗白自己。不仅在经营产业方面洗，在政治上也洗。在历次涉及民族大义的场合，一向都有不错的表现。“五四”之后的五卅运动，“一·二八”抗战，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淞沪抗战，无役不从。曹汝霖自己回忆，在“五四”之后，他去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青帮三巨头见了他，竟把他带来的警卫的四支好枪给吞了。可见有意刁难。在帮会请人写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开首就是“洪门发扬民族精神歌”。帮会这样做，肯定有他们的强大的动机。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唯有民国时期，帮会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努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只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帮会，还是有黑社会的背景，干点露脸的好事，尤其是争民族大义的好事，对他们有极大的加持作用。

不管怎么说，帮会跟“五四”上海罢工的关系，我没有弄清楚，很遗憾。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问题，希望以后的年轻学人们，会有兴趣做这个题目。

写“五四”跟我此前若干所谓的学术专著一样，我都是希望写成一个散文体的东西。历史研究不比别的，要更多的人能看，研究才有价值。即使没有这样的追求，让现在的我板起面孔，正襟危坐，写一些特别学术的文字，如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肯定是不干的。因此，我一如既往地没有按学界的惯例，先来学术史爬梳，再写研究思路，然后再理论预设。我就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写下来了，说完这件说那件，虽然里面有个线索和脉络，但外表看，就是一件一件的事。

为了跟我以往的历史文化随笔相区别，我加了注释，以示言有所本。其实，我的随笔也一样言有所本，断没有这个胆量胡说乱道。但是，我只是个学界的小人物，写随笔，随便一点也就罢了，这本书从开始我就是按学术书来写的，所以，非加注释不可。说白了，就是让注释给我做个证明，说明我没有乱说。我也知道，这样写，也许两面不讨好，学界认为我胡闹，而一般的阅读界又觉得过于啰唆。但以我现在的心境，也只能这样了。知我罪我，大家自便。

只是，写完这本小书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或者说经验，千万不要认为什么领域已经被人研究完了，晚近的历史更是如此。我们赶上这样一个时代，即使是学者，大家都喜欢做前人做过的事情，在前人的题目下，添加一点东西。因此，留下的大块空地，在哪个事件上都很多。只要有水，大鱼没有，小鱼还是会有的。下工夫捞，总能捞到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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