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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青先进代表（第2页）

地翻出来了，节令也已经相当紧迫了。别的生产队的油菜、小麦都早播完了。青年队如果还是用当地种子，那收成无疑要受很大的影响。于是，高康良就和另一个伙伴挑着担子，到100多里外换来了生长期短的种子。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这年春节，高康良带头放弃了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和伙伴们奋战了一个冬天，开挖了一条40多米长，5米深的引水渠，筑了一条4米多高，10米多长的提水坝，把水库的水引上了涂家岭的最高处，使原来灌不到水的“望天丘”变成了丰产田。

高康良领着大家在涂家岭上洒下了多少汗水？战胜了多少困难？没有人计算过，也无法计算。然而，涂家岭这块土地却把这一切都一点一滴地记住了。

在涂家岭建队第一年，水稻亩产由原来的二、三百斤，一跃跨过了《纲要》，农副业收入达1?1万多元。第二年，水稻亩产过1000斤，劳动日值由第一年的1元增加到1?5元，，超过了当地所有的生产队。

不论是春天喷香的油菜花，还是夏天肥绿的碗豆荚，或是秋天金黄的稻海浪，冬天肥胖的甘兰包，都仿佛在告诉人们；涂家岭和昔日的荒凉永远告别了！

伙伴们都说，涂家岭能变样，功劳应归于高康良。

是的，别看这个知青队规模小，可要当好这个队长不容易！从生产到生活，从学习到娱乐，样样都得操心：每天天刚一亮就要下地，饭总是吃不安稳，常常端着饭碗处理事情。睡觉了，还不断有人来找他，就连到公社或县里开会，他也要抓会议间隙为队里办事情。一散会回队，第一件事是先往地里跑。

知青队有了这样的领头人，还能不改变面貌吗？

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1978年夏末秋初，正当高康良带领大家奋战“三秋”的紧张时刻，社会上一股“回城风”刮到了涂家岭上。没几天，在农村战斗了近10年的伙伴们，纷纷离开了。队里除了几个老农，只剩下了高康良和另一名知青。禾苗没人管，拖拉机没人开。而且又偏偏碰上了罕见的大旱。

高康良心如滚油煎熬，却还有不少人在他耳边吹风：“小高，扎根农村该收场了。”

这个刚强的年青人心中翻滚得很厉害：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难道不正确？志愿下乡务农，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能说方向错了？

现在农村是艰苦点，不正因为艰苦，才需要一大批有志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青年去努力奋斗吗！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条路我一定要坚持走到底！

在这严峻的关头，为了不使这个队垮下去，高康良还兼出纳、拖拉机驾驶员等工作，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为了不使知青队这年的收入减少，他组织拖拉机为造纸厂运稻草赚运费。他每天4时就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在他的带领和精心组织下，秋收秋种任务胜利完成，油菜种得比上一年还多。

就这样，在大旱之年，队里粮食亩产仍达到上一年水平。紧接着，第二年高康良又领着伙伴们打了个翻身仗，工分值突破了2元大关，每人平均年收入600多元，多的达到近800元。

高康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

他先后两次上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高康良荣获全省新长征突击手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的光荣称号，当选为省五届人大常委和全国青联委员。

后来，高康良和伙伴们还积极筹办“农工商联合公司”，把自己的第二故乡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到这里来安家落户。林淑娘三次要求留下建设农村

1966年，林淑娘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山东省烟台市第一中学读书。高中毕业时，她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到农村去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学校领导对林淑娘说：“你是归国华侨，父母都在国外，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国家照顾起来不方便，还是留下来吧。”

听到这些话，林淑娘的心中热乎乎的。回到祖国两年多来，党的温暖，亲人的关怀，变成了她战胜困难，一往无前的巨大动力。

林淑娘流着眼泪对学校领导说：“我是祖国的孩子，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听党的话，到农村去。”

说着她拿出了早已为下乡准备好的胶鞋、挎包。

经过林淑娘的再三申请，学校领导批准了她上山下乡的要求。

1968年9月下旬，刚满18岁的林淑娘，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山东省文登县来村公社西海庄大队插队落户，受到了干部、社员的热烈欢迎。

林淑娘第一次下田劳动是割豆子。她从来没有见过豆子是怎么长的，更不用说怎样割了。女社员每人割三行，队长让淑娘割一行，她埋下头，拼命割，累得满头大汗，腰疼腿酸，可是仍然远远地落在社员后边。

为了过好劳动关，林淑娘自觉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练自己。

凭着这种精神，林淑娘不仅还学会了锄、耘、点、种，而且学会了推独轮车。

种小麦时，每亩要施1万斤肥料，林淑娘推起独轮车跑在前。队长见她汗水一个劲地在外冒，怕累坏了，要她休息。

林淑娘回答说：“劳动哪能不流汗。我也不是潮头浪花，摔打摔打会更硬棒。”

林淑娘就是凭着这样的热情，这样一种拼命精神，练就了坚强的意志，火红的心。

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林淑娘与社员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她深深地爱上了祖国的农村，爱上了西海庄的农民。

村里的老贫农于大爷看场没有蚊帐，淑娘就把自己的蚊帐送给了他；曲希莲大嫂因病住院，撇下3个孩子在家，淑娘日夜为她料理家务；上级发下救济款时，让林淑娘去送，她把自己勤俭节余下的钱暗自放进救济款内，一起送给五保户。她自己身上却穿着补钉衣服，脚上蹬着一双洗得发了白的解放鞋。

社员们感动地说：“淑娘这孩子，真是和咱们的心贴在一起了。”

1970年底，林淑娘从外县开会回来，一进村就有人告诉她：“上级调你去当工人了。”

林淑娘想：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自己刚迈出了第一步，怎么能离开呢？她坚决要求留在农村。

1971年春天，队里又推荐林淑娘上大学。有人劝她说：“当工人你没走，这回可别错过机会。将来大学毕业，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林淑娘说：“我现在的工作就很称心如意，俺不走。”可是，不久淑娘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大学的老师来领她走。林淑娘恳切地对领导说：“对于我这个在国外生长的青年，农村也是一所大学，让我留下继续学习锻炼吧。”党组织再次批准了她的要求。

1971年秋天，县委准备调林淑娘当干部。党的信任感动得她热泪盈眶。经她再三要求，领导上又一次批准她继续留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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