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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由于曾国藩的直抓亲管，直隶在不长时间中，军事、吏治、民政、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各项工作的改进，并没有给曾国藩带来实质性的快乐，甚至还引发了他更深的消沉。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这一段时间，因为一直忙于事务，无片刻读书时间，做官如此，真是味同嚼蜡。曾国藩这样的想法当然是由衷的，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保定，曾国藩几乎没有什么真正谈得来的朋友，直隶总督府的那些官员们，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刘长佑和官文两任总督后，对于上司的频繁调换，显然多长了一个心眼，对曾国藩，一个个都毕恭毕敬的，也谈不上跟他谈论什么肺腑之言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难免会觉得孤单。两江总督府的那些幕僚，一开始，并没有跟他一起来，身边没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度日如年。除此之外，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曾国藩感到身体越发地虚弱了，他不时头晕目眩、焦躁难耐，甚至连自己很多年养成的静坐习惯都无法坚持。多年来，曾国藩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每次重大事件决策之前，曾国藩都要焚香盘坐在榻上，闭目凝神，让杂乱的心绪如尘埃一样纷纷落下，然后，努力让内心归于宁静，在冥冥中，获得一种恩赐和力量。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自己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经形象地自我阐明说：神明好比太阳的升起，人的身体则如同鼎一样，立地不动。这两句话应当遵循；只是心到静极时，毫无喜怒哀乐，身体寂然不动，毕竟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只有封闭潜藏到了极点，才曲曲折折地逗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是为了有始有终，等春雷一响再开启出土，谷类的坚实，是为了做始播的种子，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此中并无满腔的生意，如果万物的循环终始都放在心中，就不可以说到了至静的境界。然而，静极生阳，似乎是生物的一点仁心吧。气息静极，天地生物之心不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则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真正快乐的人了。

1869年初夏，曾国藩将自己的家眷接到了保定。曾国藩调到直隶，家眷留在金陵总有些不太方便，因为欧阳夫人哮喘病严重，曾国藩唯恐她待在北方不太习惯，所以打算安排家眷们回湖南老家的。但欧阳夫人表示还是想在金陵静养一段时间之后，再北上来保定。欧阳夫人真是贤淑认真，署中养病期间，一直督促儿媳及女儿每日严格按照曾国藩所定的&ldo;功课单&rdo;作业，自己也以身作则，参与&ldo;衣、食、粗、细&rdo;四事，在署中，继续耕种曾国藩亲手开辟的一块菜地。孰料当年夏天，欧阳夫人因为吃了过多自己所种的南瓜，右眼看不清东西。在直隶的曾国藩获悉后，连忙从保定请了一个医生赶到金陵，为欧阳夫人治病。哪里知道，这医生纯粹是一个牛皮大王，欧阳夫人不仅右眼没有治好，不久，连左眼也失明了。欧阳夫人一行到了保定府之后，曾国藩稍稍有点宽心，悲喜交加的是，这一次来保定的，竟然全是病人‐‐欧阳夫人双目失明；曾纪泽在路途之中，因用药所误，得了胃病；孙儿孙女在路途上，也患病发烧……一家人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曾国藩独处寝室，非常郁闷。当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了&ldo;满室呻吟，殊觉愁闷&rdo;的无奈之词。

好在这一次与家眷同来的，还有曾国藩非常信任的幕僚赵烈文。也许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知音了，或者是，曾国藩正处于忧苦之中吧，曾国藩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跟赵烈文打开了话匣子。他的言语非常坦率，听得出来，对于这个没落的政权，曾国藩已不抱什么希望了。曾国藩向赵烈文谈到了自己对于两宫皇太后的直观认识和评价：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指奕？）、文（指文祥）、宝（指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即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的这一段话，完全是他的真实想法。如果说曾国藩两年以前在与赵烈文的谈话中，还吞吞吐吐不愿暴露自己真实想法的话，那么，现在的曾国藩因为对于时局已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已不再对这个朝代抱有希望了。在曾国藩看来，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熟读《红楼梦》的曾国藩感到这个貌似堂皇的王朝就像书中的大观园一样，尽管表面上一派繁荣，红红火火，但骨子里，已腐朽坍塌，濒临死亡，颓势已远远超出自己原来的预料。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可以力挽狂澜，自己不行，别人也不行。曾国藩想不透彻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貌似强大的政权，为什么说颓败就颓败下来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曾国藩唯一感知的就是，天地之间的变化太大了，这个腐朽的政权已踩不到步点，明显地被抛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使屋檐下的苍生百姓少遭一点罪。《红楼梦》上反复强调&ldo;好了好了&rdo;，这个世界也一样，如何&ldo;好好地了&rdo;就变得迫在眉睫。实际上也不仅仅是这个朝代，作为这个朝代的一员，自己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

极度清醒，心灰意懒，晚年的曾国藩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痛苦而多虑，让来到直隶之后的曾国藩身体每况愈下。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变得心若死灰的话，那么，他生命的火焰离熄灭也就不远了。

不久，曾国藩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那一天傍晚，正在书房读书的曾国藩想弄清一个典故的出处，他站了起来，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双膝一软晕倒在地板上。等醒来后，曾国藩发现身体陌生得简直不像是自己的了，右手右足麻木，费了好大劲也无法从床上坐起，连说话也嗫嚅不清晰了。从朝中赶回的儿子曾纪泽告诉他，中医已经查明，说是肝病。医生诊断曾国藩的致病之源在于&ldo;焦劳过度&rdo;，右目失明和眩晕都是由肝病引起的，治疗之法只有滋补肝肾悉心静养。曾国藩只好向朝廷请假，安心在家服药静养。也可能是中药吃得太多吧，曾国藩又感到胃极不舒服，食欲不振，精神困倦，体气虚亏，只好再次向朝廷请假一个月。其实现在说起来，这哪里是肝病呢？分明就是典型的高血压症状，但那时候的中医医典中，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曾国藩一直是被当作肝病来进行医治的。

病榻上的曾国藩不由情绪怆然。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不在乎身体的人，甚至，在这一辈子当中，他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身体。曾国藩一直恪守庄子的名言：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身体，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生病来调养；治理天下，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年，东坡居士也一直遵行这个道理。曾国藩甚至在生病时，都尽量避免吃药。在曾国藩看来，药总是有三分毒的，吃药，也就是吃毒。可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谨慎对待的身体，却阴差阳错出了问题。人生就是这些无是无非，无薄无厚。想到这里，曾国藩感到失望极了，也沮丧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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