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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桥前的思念怀念杨伯恺烈士（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十二桥前的思念

——怀念杨伯恺烈士

新中国刚成立，大约在1950年初，贾唯英对我说：“可惜杨伯恺同志牺牲了，不然他最适宜担任法院院长。”

我大吃一惊，感到很难受。

从贾姐姐那儿，我知道杨伯恺是我们党的老同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上海回四川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我和杨伯恺同志有过接触，并终生难忘。

一

第一次在1946年春。当时，我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叫“破晓社”的社团。“破晓社”在学校办壁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尤其是反对国民党打内战。既受到同学的欢迎，又引起三青团的痛恨。有一期壁报居然被三青团的人撕掉了。我们怀着极大的愤怒用大字报写了《启事》，痛斥这帮人的卑劣行为，并宣布，为了表示抗议，争取言论自由，还要出铅印刊物。这件事受到进步报纸《学生报》的报道和支持。

青年人是勇往直前的，我们决定自办《破晓半月刊》。好不容易凑了一些钱，但到哪儿去印刷呢？哪家报纸愿意承印由青年学生主办且具有进步倾向的这张小报呢？《民众时报》我们都喜欢，但苦于同它没有任何关系。找不到印刷的地方，我们十分着急，担心别人说我们放空炮。我把这个顾虑告诉贾姐姐，她说：“我找老王给它的主办人杨伯恺写信，他会同意给你们印刷。”老王是贾姐姐的丈夫（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当时我们不知道），叫王煜（又名王宇光），他很快给我们写了一封简单的介绍信。我和好友陈先泽拿到信就到《民众时报》去了。

杨伯恺先生会见了我们。他穿一身长袍，长者风度，对我们很慈祥。先泽和我向他说明意图，他立即同意，费用也不高（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我感到他理解我们，并全力支持我们。以前我们只在学校范围活动，这是第一次与社会接触。遇见杨伯恺这样好的一位老先生，当然很高兴。这样，《破晓半月刊》出版了，《启事》上的宣言终于实现。

二

1946年春，重庆较场口发生特务殴打郭沫若等人的“二一〇”事件，成都市成立了中学生联合会，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会是在慈惠堂召开的。

我是代表之一。当时，我们从直觉上感到这个联合会的成员是进步的，因而大家都参加了声援“较场口事件”的游行和活动。但对其中最活跃的几个人的政治背景并不了解，免不了有少许疑虑。

在会议进行时，我突然看见一位老者从室外走过。我认出他是杨伯恺老先生，他也对我会心一笑。

凭这一点，我有一种安全感。杨老先生在这里进出，至少慈惠堂不会有问题。那几位活跃分子能联系在这里开会，至少不会是伪装进步的。这就是我这个小青年的简单思维。

三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发生在1946年底，我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学期结束，学校暗中把我开除。当时，重庆的西南学院在成都招生。一打听，教授有潘大逵、孟超、李文钊等，主办人是马哲民，显然是一所进步学校。我和“破晓社”另三位成员报考了西南学院。考试的作文是《试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优劣》，问答题中有一题是问对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的看法。我早就喜欢新文学并在报刊上发表习作，又是《新华日报》忠实的读者，作文和答问，一挥而就。政治态度也很鲜明，认为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系国民党一手包办，称它为伪国大。

下午口试，我有些紧张。出乎意料，口试我的是杨老先生，但不知道他会口试什么题目。

杨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被学校开除了？”

我回答：“是！通知书上说我‘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但我并没有要求转学。”

他笑了，又问：“想考新闻系？”

我答：“是，想把新闻作为武器。”

他慈祥地点了一下头：“好，就这样吧！”

我还在等他考我，口试就结束了。

不久发榜，居然在报纸上发现我不仅考上，而且名列第一。我以前叫李国辉，考试前改名为李致。

我太高兴了，颇为飘飘然。一直到有幸和与潘大逵教授同乘一辆汽车，飘飘然地坐长途汽车去重庆。到重庆时已天黑，看见万家灯火。我以为重庆有很多高楼大厦，第二天才发现附近几乎全是一两层的房子，因为它是山城，才使我产生之前的错觉。

四

由于民主运动高涨，国民党感到恐惧，1947年6月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我到重庆后，“六一”遭国民党逮捕，好在我是学生，很快被保释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得知，杨老先生同年“六二”在成都被国民党逮捕，一直坐牢，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敌人杀害于西郊十二桥。

五

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一些伯恺同志的情况。

伯恺同志于一八八五年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二十五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加入留法共产主义小组，继而入党。归国后，在上海为党中央机关报写文章，积极参加“五卅”爱国运动。以后回四川工作，经历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再去上海。我在沙汀的回忆文章上，看到过伯恺同志创办辛星书店的情况。1946年参加成都地下党的文化工作小组活动。被捕后，在狱中领导对敌斗争，被难友誉为狱中的精神堡垒。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一些伯恺同志的情况。

伯恺同志牺牲已快半个世纪。我多次到墓地悼念，感谢他对建立新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也感谢他对我个人的爱护和关怀。当时，追求进步的青年常常受到很大的压力。特务把你当成“共匪”，社会上视你为“异端”，学校可以把你开除。伯恺同志的年龄，比我的父亲大。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五十二岁，我才十六岁。凭王煜同志的介绍，他同意《破晓半月刊》在他主办报纸的工厂印刷。当他得知我被学校开除，就支持我上西南学院。这些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同志对青年人的爱护。他没有对我说过更多的话，但他的行动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我长期从事青少年工作，深感伯恺同志在这方面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楷模作用。

蜀都大道上靠十二桥一段，有一座纪念碑，一只巨手正在挣脱铁镣。自由，是多么可贵啊！每当想起那些争取民主自由的岁月，我都忘不了伯恺同志。不知他是否记得我——当年那个瘦小而执着的小伙子，而今这小伙子也近古稀之年了。

伯恺同志，您牺牲那天恰逢节气大雪，也是我的生日。每到这一天，我更加思念您。

198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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